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第5/8页）

“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榨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印度《爱经》如是说。这部古代经典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社会的情欲。在印度，没有一本手册比它更古老、更实用。把人生看成幻觉的宗教，鼓励民众在世俗的虚幻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平衡和调剂。青楼女子的职责（请注意“职责”这个字眼）本质上跟商人的职责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了解，印度人如何把商业欺诈和垄断视为高尚的品德，你只消读一读印度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短篇小说。牛是神圣的动物。印度人尊奉它，让它活着，但同时却任由它在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逡巡，不闻不问。在德里——昌迪加尔公路上游荡时，即使它被一辆货车撞倒，一整个下午躺在血泊中，它依旧是神圣的动物：村民们会围绕在它身边，防止任何人杀害它。相反，印度人眼中的邪恶动物黑水牛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浑身皮毛锃亮。它并不神圣，但比圣牛更值钱。《爱经》指出，在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第五种情况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罗列完这十五种情况后，《爱经》告诫读者：“切记，唯有在上述情况下，这种行为（通奸）可以获得允许。它绝不能被用来满足个人的情欲。”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事实上跟《爱经》以及其他古代印度修身指南所倡导的文人雅士生活规范和职责是一致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耗损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古代印度故事》是一本翻译自梵文原典的选集，一九五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行。在导论中，范布伊德能（J.A.B.Van Buitenen）指出：

（在这本选集中）如果我刻意淡化这些故事的“精神”色彩，那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印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过度强调印度文化的灵性层面。事实上，古典文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在古代印度，连那些携带骷髅的隐士和云游四海的高僧，都对生命充满热忱，能够在一场火葬仪式中看到轻松幽默的一面。历史中朴实无华的佛陀，在这些故事中，也化身为各种各样多姿多彩、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层层叠叠形成了一座高耸的万神殿。在某些故事中，连自由意志也可以变成主题。故事中有一个四处飘荡的精灵，在陷入混沌、无形的灵境之前，特地让自己化身为一种生命形式，以便享受生存的乐趣。我们真不敢相信，在一千年间会有那么多生命死亡。

《薄伽梵歌》以一种接近宣传家的热忱强力推广的种姓阶级制度，可被视为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随着社会腐朽、僵化，而它的产物——上文所探讨的种姓阶级“功能”，变成了它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视无情的作风，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设立奖学金，奖励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青少年，却面临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孩子们都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赏见义勇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军人的“功能”，别人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一个陌生人失足掉入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会装作没看见，继续吃喝玩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它使印度人热爱演说。它使印度人耽于姿态和象征性的行动。

象征性的行动包括：植树周（官员们发表演说后，拍拍屁股走人，种下的树苗自生自灭，结果百分之七十的树苗都枯死了），消灭天花周（据报道，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花几个卢比，你可以向医疗人员购买接种证书），扑灭苍蝇周（官员们在某一个邦宣布举办这项活动，招来成群苍蝇），儿童日（报纸第一版刊登尼赫鲁总理针对儿童问题发表的一篇精彩动人的演说，最后一页却刊登了一则报道：为贫穷儿童提供的免费牛奶，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并公开贩卖），消灭疟疾周（在这个讲印地语的村庄，居民大多是文盲，但墙上却漆着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大家集体消灭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