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第6/8页）

行动一旦沦为象征，标签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人、事物、地方都是如此。一个空旷的、四周环绕着围墙的地方，从它的陈设和装置，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用途，但门口却依然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儿童游乐场。另一个空旷的、一端摆放着舞台的场子，门口挂着一个招牌：露天剧院。在前头引导省长车队的吉普车，车身上漆着白字：先导车。新德里是各式各样的标签集中地，满街悬挂的衙门招牌，看起来活像一个公务员开设与经营的市场，连古老神圣的建筑物都逃不掉这种劫难。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一座兴建于八世纪的庙宇矗立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上，大门口悬挂着一块五彩缤纷的招牌，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家男士精品专卖店。马德拉斯附近的马哈巴里普拉姆村，庙宇林立，香火鼎盛。其中一座庙宇的古老石墙上，嵌着一块铜牌，以纪念那位倡导和推动神庙修复工程的部长。马德拉斯的甘地纪念堂，是一栋小巧的柱廊式建筑物，墙上镌刻着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姓名。整个名单的长度比一个人还高。

现代国家的机制和体系存在于印度。衙门四处林立。这些公家建筑全都挂着招牌，贴着标签。有时它们会预见民众的需求，而这种预见本身往往就是一种对需求的满足。现在，且让我们瞧瞧，印度观光局散发的一份传单底部印着的几行字：印度政府新闻与广电部广告与视觉宣传署，为交通运输部观光事务局设计并印制。结构太完美了，标签太恰当了。有时我们难免会觉得，它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却十分空洞的意图。我看到的《家庭计划新闻》刊载一系列简短的、花絮式的新闻，报道一些实行家庭计划的家庭的近况。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一张张照片：一群身穿莎丽、风姿迷人的印度妇女，聚集一堂，商讨家庭计划。交通灯是一座现代城市必要的装置。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当然也有交通灯，但在这座城市交通灯只是一种装饰品，而且非常危险，因为部长们为了尊严，绝不会在红灯前停下车子，而这个邦光是部长就有四十六位。戈拉克浦尔市的糖果店，根据本市法规，必须装设玻璃柜，展售他们的商品。玻璃柜倒是装设了，但里面空无一物，旁边却陈列着一堆堆暴露在污浊空气中的糖果。昌迪加尔市最近兴建了一座设备一流的现代化剧院，问题是：谁来写剧本？

危机一旦发生（就像那次中印边境战争），这整个体制和结构的象征本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大官们纷纷发表演说，报纸充斥着政客们的谈话。公众人物摆出的姿态受到广泛的宣扬：印度政府卫生部部长（一位女士）公开捐血，另一位贵妇捐献珠宝首饰。娱乐休闲活动暂时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没人知道。也许应该制定一项“国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吧？大伙儿都管它叫“躲啦”（Dora），这给这个正确的标签增添了些许亲切、熟悉的色彩。一连几天，全印度老百姓都在谈论“躲啦”，仿佛把它当作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一九三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实施“躲啦”法案，③而今印度政府也如法炮制。英国人挖掘战壕，而今印度人也在德里挖掘战壕，但只把它当作象征性的动作，这边挖一条，那儿挖两条，在公园挖，在树下挖，把整个德里市弄得乱七八糟。这些战壕可没白挖：它呼应印度人对露天厕所的永远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用说，供应军队（军队装备极为简陋，只具象征意义）的补给品，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被公开贩卖。

建立在象征行动上的、东方式的“尊严”和“功能”观念，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所倡导的那种危险的腐朽的务实主义。象征性的服装、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膜拜——印度人成天与各种各样的象征打交道，无所事事，懒懒散散。“懒散”产生自公开宣示的“功能”，而“功能”脱胎自“种姓”。贱民制度并不是种姓制度的最有成效的产物，这只是讲求人性尊严的西方人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制度的核心，我们却看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堕落和沉沦，却看到（如同甘地在一九○一年所看到的）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排排蹲，解开裤裆，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上大解。

“贱民制度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得到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种姓制度正当性的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土地改革并不能说服婆罗门阶级把自己的手放在犁上去亲自耕田，不能使他们想相信自己不会因此丧失尊严。把奖状颁给见义勇为的儿童，并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疑惧：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政府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职责交由不合格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观念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