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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在那一周，她抓住了我的心。她是那么小，在这个世界那么孤单，那么害怕，那么伤心，那么像一个小宝宝，那么像你，不过比你多遭了很多罪。

我跟你爸爸说，你的世界这么美好，而她的世界这么残忍。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可比性。但那时候我没法再回头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你们两个。

我读了所有记载家养黑猩猩的材料，尤其是凯瑟琳·海斯写的关于维琪的，我觉得我们也能成功。在书的结尾处，凯瑟琳说他们打算养维琪一辈子。她说人们始终在问维琪有没有可能攻击他们。她打开报纸读新闻，上面报道的是孩子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事。她说，我们都在冒险。

当然，维琪在完全发育成熟前就去世了；他们没有得到最终答案。但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你爸爸和我，我们坚信费恩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针对你做的研究在你上学之后就会结束，但我们会一直研究费恩。最后你和洛厄尔都会去上大学，而费恩会留在家里陪我们。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维琪的父亲说的一些话。他抱怨人们一直把维琪当作语言实验的失败范例。这个实验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想教她说话，可是黑猩猩天生就不会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

但海斯先生说他们的研究中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却被忽略了，那就是：不会使用语言是维琪和正常人类小孩的唯一区别。

“成功远没有失败影响更大。”我说。

“上帝啊，”妈妈说，“多么残忍。要是我相信你说的这句话，我现在就不吃饭了，喝一杯毒酒自杀算了。”

这是一天晚上我们在餐桌旁喝完酒后说的。那是一次特殊的晚餐，庆祝我们的新书热销。书的销量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还没有满足我们的需求）。厨房里，风吹进来，烛光被吹得摇曳生姿，我们正在用那套从费恩手下幸存的瓷具。妈妈看起来很平静，不太伤心。

她说：“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让黑猩猩变小来控制它们，就像我们控制腊肠犬和狮子犬一样。”

我没跟妈妈说我读过伊凡诺夫，20世纪20年代时，他试图制造人类和黑猩猩杂交的物种，也就是人猿。他给黑猩猩授了人类精子，尽管一开始他的想法是相反的——人类妈妈，黑猩猩精子。就是这些所谓的梦想让我们成为人类，妈妈，你喝完毒酒后别忘了把它递给我。

妈妈说：

费恩醒来时，她就醒来了。像风车一样旋转。像阳光一样照耀我们。像小巨人一样在房间里上蹿下跳。还记得你爸爸过去总叫她大力士吗？我们家天天在过狂欢节，各种声音、各种颜色、各种兴奋。

等你稍微长大一点后，你跟她组成了绝妙双人组。她负责打开橱柜，你负责把里面所有的碗盘拿出来。她一秒钟就能打开儿童保护锁，但她没有你那么坚持不懈。还记得她有多喜欢玩鞋带吗？费恩总是趁我们不注意把我们的鞋带系在一起，然后看我们被绊倒。

她会爬到柜子顶上把衣服从衣架上拿下来扔到你头上。从我钱包里拿硬币出来让你吸到嘴里。打开抽屉把别针、缝衣针、剪刀和刀统统递给你。

“你担心过我吗？你会不会害怕我发生什么危险？”我问。我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因为我不想在清醒的状态下听到答案。

“当然担心，”她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但你很喜欢费恩。你是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小孩。”

“是吗？我不记得了。”

“当然是。我很担心做费恩的妹妹会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当时完全尊重你自己的想法。”烛光在厨房里玩起了皮影戏。我们喝的是红酒。妈妈又喝了一口，然后轻轻转开了她那张皮肤渐渐松弛却很柔和的面庞。“我想让你过完美的生活。”她说。

妈妈翻出来研究生们录的一盒录影带。家里有很多录影带，所以现在还有一台老式影碟机。你们肯定好几年前就把影碟机扔掉了。影片开场是农场楼梯，开场音乐是《大白鲨》里面的歌曲。影片里我卧室的门突然打开，然后传来一声尖叫。

镜头转到我和费恩。我们并肩躺在我的懒人椅上，姿势一模一样：胳膊叠起来放在脖子下面，头枕在手上。膝盖弯起，跷着二郎腿，一只脚放在地上，另一只脚在空中。好一幕得意扬扬的画面。

我们的卧室早就成了垃圾场。我们两个是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的罗马人，我们是艾辛格的梅里和皮平(1)。地上满是报纸屑、衣服、玩具、食物残渣。我们把花生酱三明治压得像床单一样扁，用魔术笔把窗帘画得面目全非，我们得意扬扬，研究生们在我们身边收拾残局。镜头里，他们在打扫卫生，而我和费恩还在制造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