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第4/8页)

在返航波士顿的旅程中,我们没了五百建筑工人的重量和船舱里他们的大量运土设备,也没了建筑用炸药以及所有的东西,轮船轻得像一只瓶塞,在十月的暴风雨中颠簸,类似的情况十五年以后我才再次遇见。我的上帝啊,耶稣可以作证,多大的风浪啊!不过,我们没被吓坏,我和一些小伙子跑到楼上工人们睡过的旧宿舍里,用能够看得见的几百张床铺上的所有枕头,开始了一场枕头打闹大战。轮船在黑夜里隆隆航行,黑暗的船上羽毛漫天飞舞。“黑夜不适合人类也不适合野兽。”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我走上甲板,进行前卫进攻奔跑练习,以便能够准备下周参加哥伦比亚学院的橄榄球比赛。在呼啸的北极大风中,在上下颠簸的甲板上练习橄榄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顺利抵达悉尼新斯科舍,但因为那次的登山事件,我没被允许休假上岸,因为我们中午没能上班,那次事件被正式记录为AWOL [23] 。我倒不在乎,不过,到了小小的悉尼旧城,所有人,包括船长肯德里克,都乘着小艇上岸去了,我被独自留下,与一两个厨师和一个舵手或是我不认识的某人一起看守这艘空船,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他人。于是,我去了船长的舰楼,拉了拉那根该死的绳子,招呼悉尼港派一艘小艇过来。一艘闪着温暖人类灯光的小船朝着轮船疾驰而来。我从船长的舰楼飞奔而下(拉了那根绳子,我感到内疚;就像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上拉了火车司机的警绳要求过交叉路口一样,除了叭叭叭、叭叭叭、还是叭叭叭)。不过,还好,花五十美分,他们送我上了岸。我想整艘船全空无一人了。每个人都喝醉了,烂醉如泥。

这是个不错的小镇,有煤炭工人,矿工,这些人脸上满是污垢,就像威尔士那里的人一样,他们进入地下矿井等地,他们的帽子上有一盏小灯;不过,镇上也有战时的小型舞会,有许多烈酒和酒吧,这次我上了岸真的AWOL了。几杯威士忌之后,我醉意迷蒙,看见我的几个海员朋友对着沃林汉姆发火,因为他拿了一大瓶威士忌躲在码头一个简陋的棚屋里,不愿意出来给我们喝几口。“狗娘养的,”富加齐喊叫着,“我们要给他点教训!沃林汉姆,快出来,否则你准备游泳吧!”这个棚屋位于悉尼港码头的边缘。沃林汉姆不出来,于是,我们全都一起动手,将那个棚屋推入海中。

他从棚屋顶部的一个洞里游了出来,人和酒瓶完好无损,他游到码头的软梯边,爬了上来,一声不吭地走了。

我们只能下楼去买些饮料。在小巷里,我们为扑克游戏中拖欠的钱,为了借了多少钱等事而争吵不休;最后,我与两个年轻的朋友在舞厅和俱乐部闲逛,我们有点困的时候,看见一栋漂亮的屋子,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两个印第安妓女,我想你可以称她们“德索托 [24] ”。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满足,海风拍打着旧窗户,威胁着所有温柔女性的温暖肉体,我们又去了另一栋房子,我说:“我们进去睡觉吧,看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俱乐部。”我们走了进去,前面客厅似的房间里备有沙发和安乐椅,进去睡觉!早晨醒来,我吓坏了,我发现这是别人的家,丈夫、妻子和孩子正在客厅旁边的厨房里做早饭。丈夫正一边戴上他的矿工帽,拿起他的午餐桶和手套,一边说:“妈咪,五点回家,”孩子们说:“妈咪,去上学了,”妈妈在洗碗,他们甚至不知道客厅里有四个喝醉了酒的美国海员。我弄出了点小动静,那个老头出来查看并发现了我们。他说:“美国佬在这里睡觉?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们以为这里是俱乐部!”

“好吧,孩子们,继续睡吧,我要上班去了,你们离开时,声音轻一点。”

我们在那个爱国者家里又睡了两个小时后,悄悄离开了。

不需要早饭。

在闹市区就喝了点威士忌。我不停地咕哝。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我的船名字是什么;我只记得,在某一刻,我猜想在一个劳军联合组织俱乐部里我听见黛娜·肖尔 [25] 在美国电台里唱歌,歌名叫《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心里感到一阵没精打采,思念昔日的纽约和那些金发女郎。可是不知在什么地方,我绊了一下,我只知道自己在某个小巷里,军事警察或海岸警察用左轮手枪对着我头顶朝天连续开枪,说:“站住,否则我们要开枪啦!”所以我让他们逮捕我,把我带到加拿大海军军营,关进一个房间,让我在那里等着,我因AWOL被捕。不过,我打了个盹之后,朝窗外看去,看见那些加拿大白痴们正戴着手套,拿着球棍和球,学着打棒球,我打开“兵营监狱”的窗户,跳了出去,抓起一只手套和棒球,教他们在投球时如何像样地挥动手臂,投出一个像样的快速弧线球。我甚至教了他们一些击球技巧。太阳正在落山,古老的新斯科舍寒风刺骨,晚霞通红。他们很感兴趣。我很快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容悠闲地离开,回到市区再去喝酒。此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所以我就向完全陌生的人讨酒喝。最后,我摇摇晃晃地回到码头,叫了一艘小艇,乘船羞怯地爬着软梯回到“多尔切斯特”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