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第9/11页）

您刚才提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您能谈一谈他吗？

他是一个有些才华的作家，他的一些科幻故事和几部长篇小说让人难忘。但我不太在意对作家进行归类，唯一的类别是独创性和天才。总之，如果我们要给某类作品贴标签，那我们就得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归入科幻一类，自然还有成千上百部其他有价值的作品。

托尔斯泰原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早期作品写于俄国革命前。整个苏俄时期的作家有您欣赏的吗？

有几个作家，他们发现，如果他们选择某种情节和人物，他们就能在政治上侥幸成功，换言之，他们不愿意被告知该写什么和怎样完成一部小说。伊利夫和彼得罗夫，(29)这两个极有天赋的作家，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让一个无赖冒险家作为主人公，那么无论他们写什么冒险故事，都不会在政治层面上受到批判，因为一个十足的无赖或一个疯子或一个违法者或任何游离于苏维埃社会的人——换句话说，任何的流浪汉人物——都不会被当作一个坏的或好的共产党人而受指责。这样，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左琴科(30)，还有奥辽沙(31)，他们根据那种完全独立的标准设法出版了绝对是一流的小说，因为这些人物、情节和主题无法按政治标准来处理。直到30年代初期，他们设法获得了成功。诗人的状况也类似。他们想（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坚守艺术的乐园——忠诚于纯粹的诗歌和诗意模仿吉卜赛歌谣，如伊利亚·谢利温斯基(32)——那么，他们就是安全的。扎博洛茨基(33)发现了第三种写作方法，仿佛诗歌中的“我”是个十足的弱智者，在梦中低吟，扭曲词语，像一个似疯非疯者那样玩弄文字。所有这些人都才华横溢，但那个政权逮住了他们，他们就在那些无名的集中营里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据我粗略估算，您还有三部小说、五十多个短篇和六个剧本是俄语的，有翻译这些作品的计划吗？《荣耀》怎么样？这部作品写于您作为“俄语作家”那个最多产的时期，您能简略地谈一下这部作品吗？

那些作品并不都像我三十年前认为的那么好，但其中有一些作品可能不久就会译成英语出版。我儿子正在翻译《荣耀》。这是一个有关俄国侨民的故事，一个和我同样背景和同时代的浪漫青年，一个喜好冒险的情种，骄傲的危险炫耀者，一个没事找事的人，他仅仅为了寻找刺激，有一天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然后又设法离开去流亡。小说的主题是克服恐惧，以及荣耀和胜利的欣喜。

我知道《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用英语写于1938年。想到您用这种方式告别一种语言，踏上另一条语言之路就令人激动。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决定用英语写作？因为显然您并不知道两年后肯定能移民。在写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与1940年移居美国之间，您用俄语还写了哪些作品？有机会的话，您还会用俄语写作吗？

哦，我确实知道我最终会到达美国。《绝望》的英译让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我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英语来取代俄语。(34)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种取代带来的心理痛苦，这种痛苦并没有因我写于纽约的俄语诗（我的佳作）或1954年的《说吧，记忆》俄语版，甚至我近来花两年时间的《洛丽塔》俄译（将于1967年出版）而得到平息。我1938年在巴黎写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那年，我们在西贡街有一个很迷人的套间，西贡街位于埃多瓦勒街和布瓦街之间。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大房间（用作客厅、卧室和育儿室），大房间的一边是小厨房，另一边是能晒到阳光的浴室。这套公寓房曾是某个单身汉的乐土，但不适宜一家三口居住。晚上只能在厨房招待客人，免得吵醒我未来的译者。浴室有我两个书房大。这又是你所说的“双重性”吧。

您还记得那些在厨房招待过的客人吗？

我记得有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用餐时为方便就取下假牙，做派像一个旧时代的大人物。

有些人听说您还写了七个剧本感到吃惊，这是有些奇怪，因为您的小说充满“戏剧性”效果，这种效果显然不是“小说性”的。可以认为您经常提到莎士比亚不只是出于打趣或敬意吗？您怎么看待作为一种形式的戏剧？您觉得莎士比亚戏剧的哪些特点最接近您自己的美学思想？

莎士比亚的诗性语言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本，作为戏剧，莎士比亚的语言比他的戏剧结构更胜一筹。在莎士比亚那儿，重要的是隐喻而不是剧本。我在戏剧领域最雄心勃勃的冒险是基于《洛丽塔》写一部大型电影剧本。我为库布里克写了这个本子，他拍摄时只用了这个本子的一丁点儿，不过这是一部很优秀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