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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解放之前的标准衡量，就我的年龄而论，我想我的性行为算是很多的。姑娘们喜欢我，或者说是某一类型的姑娘。我有一辆汽车——这在当时的本科生中并不多见——我有些钱。我长得不丑。更重要的是，我寂寞难耐，每个粗俗男子都知道，这是对付女人的致命武器。我的“技术”是表现出不可捉摸、玩世不恭的态度，故作冷淡。然后，像玩白兔的魔术师一样，我掏出一颗孤独寂寞的心。

我没有算过自己得手几次，但是到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经和十几个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我发现，性方面的成功和短暂的爱情一样令人愉快。这就像一个人高尔夫球打得不错，但却鄙视这种运动一样。不管你是在玩的时候，还是在不玩的时候，都会被全面曝光。我的这些风流韵事都是假期里在校外干的。这样，新学期一开学，我就可以离开犯罪现场。有时候，对方会写信来纠缠几个星期，但我很快就把那颗孤独寂寞的心收回来，“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装出一副切斯特菲尔德般道貌岸然的样子。我结束私通关系，几乎同开始这种关系一样干净利索。

这听起来似乎工于算计，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真正的冷漠，而是因为我孤芳自赏，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很重要。我错把抛弃一个姑娘总会带来的轻松感觉当成是对自由的热爱。也许，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极少撒谎。在女孩子脱掉衣服之前，我总是小心地让她明白逢场作戏与明媒正娶的区别。

可是后来在东英格兰，情况复杂起来了。我开始带一位老教师的女儿出去玩。她长得漂亮，属于英国传统类型的美。她和我一样，很不安分。她显得颇为热情主动，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她的热情是有目的的：她想和我结婚。仅仅因为肉体的需要，可能会扭曲我的生活，这使我开始感到恶心。甚至有一两个晚上，我差点就要向珍妮特缴械投降了。她蠢得可以，我知道自己并不爱她，而且永远不会爱她。我常常想起我们分手的情景：七月的海滨，在我的车里，气氛极不和谐，她整夜抱怨不休，抽泣不止。万幸的是我知道，而且她也知道我知道，她没有怀孕。我回到伦敦，决心远离女人一阵子。

在罗素广场我租的房子下面，有一套公寓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空着，但是有一个星期天，我听到了动静，有关门的撞击声，还有音乐。星期一，我在楼梯上同两个其貌不扬的姑娘擦肩而过。我继续往楼下走，听到她们在说话，把所有的短音“a”都发成了短音“e”。她们是澳大利亚人。一个星期五，我和斯潘塞——黑格小姐一起吃午饭，下面是当天晚上发生的故事。

大约六点钟，有人敲门。我看见过的两个姑娘中，比较壮实的那一位就站在门口。

“你好，我是玛格丽特，住在你下面。”她伸出手来，我和她握了手。“认识你很高兴。对了，我们想自己搞个酒会，酒水自带，你想参加吗？”

“噢，其实……”

“你这里会很吵的。”

这种做法很常见：请你参加，免得你抱怨她们吵了你。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耸耸肩。

“好吧。谢谢。”

“太好了。八点来？”她开始下楼，但她又回过头来喊了一声：“你带女朋友吗？”

“现在还没有。”

“我们会照应你的。”

她走了。我有点后悔接受了她的邀请。

我听见楼下已经来了许多人，便下楼去。我心里希望，丑姑娘都已找到了男伴，她们总是来得最早。门敞着，我穿过小厅，站在起居室门口，手里拿着一瓶阿尔及利亚葡萄酒，随时准备呈上。房间里很拥挤，我试图找到我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中任何一个。一些澳大利亚人在高声说话，一个男人穿着苏格兰短裙，还有几个西印度群岛人。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是在开酒会。再过五秒钟我真想溜了。这时，有人来了，到了客厅里，站在我身后。

这是一个姑娘，年龄和我相仿，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背着个小帆布背包。她穿一件有点儿发白的雨衣，皱巴巴的，显出一副旅途劳顿、一身疲惫的样子。她皮肤黝黑，在大太阳底下晒过几个星期才会有那种肤色。她的长头发不是完全亚麻色的，但被晒得接近那种颜色，样子怪怪的，因为顽童式超短发眼下正是时髦发型：女孩像男孩，而不是女孩像女孩。她有点像德国人、丹麦人——一副无家可归的模样，但不知是任性还是放荡使然。她远离敞开着的门道，对我示意。她的笑容很淡、很不真诚、很唐突。

“你能找到玛吉，请她出来吗？”

“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