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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莉莉说，他们疯了。她似乎没有听见。但是等他们走远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如果我明天要去死，我一定是疯了。我听了简直目瞪口呆。我们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她一路上一直在哼一首歌，现在我心平气和地相信——但当时却不能——她哼的是一首时代之歌。”

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轻声唱出这首歌：

“我们会想念你，我们会吻你， 但是我们认为你应该上前线。”

“在她身边，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又一次埋怨自己不争气的希腊血统。它不但使我成为一个胆小鬼，而且使我成为一个好色之徒。当我回顾以往，情况的确如此。希腊人很幼稚，看不出战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与之相比，我还算不上真正的胆小鬼，专为自己打算的胆小鬼。希腊人从来没有社会责任一说。

“我们到了家门口，莉莉吻了一下我的脸颊，跑进屋里去了。我理解她，她不能向我道歉，但她可以对我表示怜悯。我在极度痛苦之中度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我见到莉莉，告诉她我要去当志愿兵。她听了，两颊顿失血色，痛哭着投入了我的怀抱。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也紧紧地拥抱我，但她的拥抱纯粹出于伤心。

“我顺利通过了体格检查，被接受入伍，我成了一个英雄。莉莉的父亲把他自己的一把旧手枪送给我。我父亲开了香槟酒。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手枪，大哭一场，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自己要去从事一项高尚的事业。以前我从未有过公益精神。我还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那一半的希腊血统。我终于成了一个完全的英国人。

“我被编入伦敦第十三步枪队——路易丝王子的肯辛顿团。在部队里我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负责监视的，一个则试图忘记另一个在监视。我们接受的训练，与其说是去厮杀，不如说是去丧命。我们必须以两人之间相隔两步的距离前进——顶着每分钟发射二百五十发子弹的机枪火力。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一样。如果我们确实认真考虑过要参加战斗的话，我们无疑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当时流行的谎言是，志愿兵的职责只限于警卫和通讯。正规军和后备役军人才是野战部队。此外，每星期都有人对我们说，因为战争耗资巨大，最多再过一个月就打不下去了。”

我听见他在安乐椅里动了一下。接着是一阵静默，我等待着他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可是他不说话了。天上，星星在洁净明亮的云层中闪烁，阳台像是它们底下的一个舞台。

“喝杯白兰地好吗？”

“我希望你继续讲下去。”

“咱们还是喝点白兰地吧。”

他站起来，点燃了蜡烛。接着他消失了。

我躺在安乐椅里，望着天上的星星。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五三年相距遥远，一九一四年在一颗行星上，绕着那些最遥远最昏暗的恒星转。空间无垠，时间却有节奏。

此时，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脚步声，这一次走近了，同样是快速的脚步。但是天气太热，并不适宜于快速行走。显然有人急着要到这幢屋子来，而且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迅速走到阳台护墙边。

我赶得及时，正好看见屋子远端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在上台阶，就在柱廊底下。我未能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眼睛适应了一段黑暗之后，突然被烛光弄眩了。但可以肯定不是玛丽亚，是白色的，流动的白色，是一件长大褂或者睡衣。我只看到了第二眼，但我知道那是个女人，而且不是老妇人。我甚至怀疑，有人有意安排让我看到她。因为如果有人想要进入屋子而不被别人听到，就不应该穿过那片砾石地，而应该从后面或者另一端进来。

卧室里传出声响，康奇斯出现在照亮的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瓶酒和两只酒杯。我等到他把盘子放在蜡烛旁，才对他说：

“你知道，有人刚从楼下进来。”

他一点也没有露出惊奇的样子。他取出瓶塞，小心地倒出白兰地。“是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啊，”他递给我一杯白兰地，“这是克里特岛的阿卡季恩隐修院培养出来的。”他熄灭了蜡烛，坐回椅子里。我还站着。

“你说过你独自一人过日子。”

“我是说我喜欢给岛民们我独自生活的印象。”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使我感到自己太天真了。那女人就是他的情妇，出于某种原因，他不让我和她见面，或者她不想见我。我走过去，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

“我讲话缺乏技巧，请原谅。”

“不是缺乏技巧，可能是想象力少了一点。”

“我想，也许是我注意到了自己不该认真注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