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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时的行为规范以外，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别的障碍。刚才我说过，我们的兴趣爱好很相似，但是我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莉莉一向善于自制，很有耐心，乐于助人。我则容易激动，喜怒无常，非常自私。我从未看见过她损坏过任何东西，伤害过任何人。但是我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就非马上得到不可。我讨厌我自己，莉莉也讨厌我。我常常认为自己的希腊血统是黑色血统，和黑人的血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很快就爱上了她的肉体。同时她也爱我，把我当成哥哥看待。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是要结婚的。我们两心相许的时候，她才十六岁。但是她几乎从不许我吻她。你简直无法想象，和一个女孩子那么亲密，却几乎没有机会吻她。我的欲望是很纯洁的。当时的流行观念是大家要保持贞洁，我也不例外。但我并不完全是英国人。

“我有一个祖父，实际上是我母亲的叔父。他已经加入了英国籍，但是他的英国崇拜从未发展到禁欲或者人人爱戴的地步。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坏的老人。他对我的不良影响比我自己想出来的坏主意少得多。我总是用希腊语跟他交谈，你也许知道，希腊语本来就是一种诉诸感官而不委婉的语言。我偷偷看了他书架上的一些书。我看到了《巴黎人的生活》。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许多彩色雕刻图。从此我开始有一些色情的胡思乱想。莉莉娴静庄重，戴一顶草帽，帽子顶部扎着浅色绢网，有如夏日里的烟雾，至今那顶帽子历历在目，所以我现在还能给你描绘得这么详细……她穿一件长袖、高领、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条纹上衣……着深蓝色窄底裙。一九一四年春天我陪她穿过摄政公园。六月在科文特花园的画廊，听夏里亚宾[24]唱《伊戈尔王》歌剧，我站在她身后，她看得入了迷，在炎热中几乎晕倒——那一年的夏天真热……莉莉，晚上在我的脑海里成了一个寡廉鲜耻的年轻妓女。从真实莉莉想象出另一个莉莉，我想这是严重的心理变态。我又一次为自己的希腊血统而羞愧难堪，但又苦于无法摆脱这一现实。我把一切都归咎于希腊血统，结果吃亏的是我的母亲，可怜的女人。即便没有她亲生儿子的参与，我父亲一家已经让她受够了羞辱。

“当时我以此为耻。现在我为自己有希腊、意大利和英国血统，甚至有点凯尔特血统而感到自豪。我父亲有一个祖母是苏格兰人。我是欧洲人，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我希望自己是纯粹的英国人，以便在莉莉面前显示，我没有掺杂任何一丝别的血统。

“你当然知道，那比我少年时代的《天方夜谭》更荒谬的东西，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欧洲青年想象出来的。我当时才十八岁。战争爆发了。头几天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和平富足的日子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也许每个人都想来一场变革，来一番清洗，来一次大屠杀。但这对我们这些不关心政治的公民来说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一种纯粹军事性的荣耀，而这种事情应该由正规军和英皇陛下战无不胜的海军去解决。在我的生活天地里，不存在什么强制征兵或者志愿当兵的问题。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打仗。毛奇、比洛、福煦、黑格、弗伦奇等各国将领的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后来发生了蒙斯和勒卡托的严重事件，可谓闻所未闻。德国人的效率、有关普鲁士警卫队的恐怖故事、比利时的暴行、伤亡名单带来的巨大冲击，还有基钦纳，百万大军。接着在九月发生了马恩省战役——已经完全谈不上光明正大了。八十万人——不妨想象一下八十万大军集结在海上的情形——八十万支蜡烛，一口大气全吹灭了。

“十二月来临了。社交界的‘轻浮女子’和‘花花公子’全都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如果我不上前线，他和我母亲都不会说我的不是。当时我已经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里的气氛起初是反对当志愿兵的。战争与艺术或艺术家毫无关系。我还记得我父母和莉莉的父母讨论战争的情形。他们一致认为战争不人道。但是我父亲和我的对话却变得紧张起来。他成了一名特别警官，是当地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的副官的儿子在战场上壮烈捐躯。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完后撇下我母亲和我走了。他没再说什么，但一切都很清楚了。不久以后的一天，莉莉和我站在大路旁，看着一支队伍从街上开过去。刚下过雨，路面很潮湿，人行道上闪闪发亮。队伍是开到法国去的，我们身边有人说他们是志愿兵。在煤气灯的黄色光辉中，我看见他们边走边唱歌，显得斗志昂扬。我们周围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哔叽军装被雨淋湿的味道隐约可闻。行进中的军人和围观的群众都处于陶醉状态，情绪激动，表情严峻，充满信心，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心。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战战兢兢地同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