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第2/3页）

“我穿上军装，让父亲、母亲和莉莉到维多利亚车站为我送行。他们认为我必须到多佛尔附近的一个军营去报到。火车上坐满了士兵。我再次感到自己被战争的巨流，即欧洲的死亡愿望卷走了。当火车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停下来时，我下了车。我在当地的一家商业旅馆里住了两三天，毫无希望，毫无目标。谁也逃脱不了战争。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全是战争。最后，我又回到伦敦，想到我爷爷家——实际上是我的伯祖父家——找个避难之所，在英国也许只有他能帮我这个忙了。我知道他是希腊人，他爱我，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孩子，而希腊人总是把家庭看成高于一切的。他仔细地听我讲，听完他站了起来，向我走过来，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打得很狠，直到今天还有感觉。他说：‘我想的正是如此。’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帮助，我都会提供给你’。他对我暴跳如雷，用希腊语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但他还是把我藏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说了，如果我现在回到部队去，也会因为开小差而被枪毙。第二天，他去看了我的母亲。我想他可能已经摆出两条路让她选择：是履行公民的义务还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她来看望我，没有说什么责备的话，这比爷爷的暴怒更令我难受。我知道，父亲知道实情以后，她会遭什么样的罪。她和爷爷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偷偷把我送出英国，到阿根廷去找我们家的人。所幸的是，爷爷既有钱，在航运界又有能提供帮助的朋友。一切安排停当，日期也确定下来了。

“我在他家里住了三星期，不能外出，充满了自我厌恶和恐惧，整日痛苦不堪，多次想自寻了断。最大的折磨是每当我想起莉莉的时候。我曾经答应她要每天写信。我当然做不到。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在乎。但我拼死也要让她相信：我是清醒的，世界是疯狂的。这可能与智力有关，但我可以肯定它与知识无关——我说的是有些人凭直觉就能做出完美的道德判断，他们能进行最复杂的伦理分析，就像印度农民有时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令人吃惊的数学运算一样。莉莉就是这样的人。我渴望得到她的赞同。

“有一天晚上，我再也耐不住了。我从隐藏处悄悄溜出来，跑到圣约翰树林去。我知道，那天晚上她会到一个爱国缝纫组去，该小组每周在附近的教区会堂活动一次。我在她必经的途中等她。那是五月一个温暖的黄昏。我很幸运。她是一个人来的。我突然从等候的地方跑出来拦住了她。她被吓得脸色发白。她从我的脸上和便服上看出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一见到她，立即被对她的爱所淹没，连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也忘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暮色苍茫之中和她一起走向摄政公园，因为我们俩都希望能在黑暗中单独在一起。她不争辩，也不说话，甚至好长时间都不看我一眼。昏暗的运河流过公园的北部，我们双双坐在运河旁。她开始哭起来。我没有资格去安慰她。我欺骗了她。这是不可饶恕的，不是因为我开小差，而是因为我欺骗了她。她一度避开我的目光，低头看黑色的运河。后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叫我不要说话。最后她拥抱我，但仍然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集中了全欧洲一切丑恶的东西，但却身在集中了一切美好东西的女人怀抱之中。

“但是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解。一个人在历史面前感到自己正确，而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却感到非常错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儿，莉莉开始说话，我发现她对我所讲的有关战争的情况一点也不理解。我还发现她对自己的看法同我的期盼不一致，她不是把自己看成宽恕的天使，而是救苦救难的天使。她求我回到前线去。她认为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除非我回到前线去。她一再使用‘复活’这个字眼。而我则一再表示想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她说，根据她的看法，赢得她的爱的代价是我应该回到前线去——不是为她，而是为我自己，重新找到我真正的自我。她还说，她对我的爱仍像她在树林里向我表示的一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非我不嫁。

“最后，我们都静默下来。你一定明白，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谜，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我们恰好处于人道的两极。莉莉的人道是责任型的，不能做什么选择，在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受苦。这种人道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朝着十字架前进。我是自由的，我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下决心活下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仍然可以看见她的脸。她面对黑暗凝视着，想看穿另一个世界似的。我们好像被锁在一间刑讯室里，仍然相爱，但被铁链拴在相对的两面墙上，面对面直到永恒，那摸不着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