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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我下星期再去。梅利，你看这样行不？我替你上两次预备课……星期天中午到六点你替我值班。”星期天值班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只要待在学校里，在校内巡视两趟就行了。

“嗯，好。我考虑一下。”他吸食着汤匙里的蜜。

“告诉我，如果有人问起，你怎么对人家说。我要让他们以为我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考虑了一下，挥了挥汤匙，说：“就说你到伊兹拉去了。”

伊兹拉是前往雅典途中的一站，但是要到那里去不必搭雅典的船，因为两地之间常常有轻帆船往来。那里有一个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家聚居区，我选择到这种地方去还是有些理由的。“就这样办。你该不会告诉别人吧？”

他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我将守口如瓶……你说什么来着？”

“现在你该到哪里去，梅利，该进坟墓了。”

那个星期我到村里去了几次，查看有没有来什么陌生人。找不到我要寻找的三个人的任何迹象，尽管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从雅典被赶出来的三四个妻子和她们的小孩，一两对老年夫妇，他们是干瘪的食利者[32]，颤巍巍地进出费城旅馆气氛凄凉的休息厅。

有一天晚上，我心情焦躁不安地向港口走去。大约是夜里十一点，那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梓树和一八二一年遗留下来的黑色古炮。在一家咖啡馆喝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和一点白兰地后，我开始往回走。过了旅馆之后，在那几百码混凝土的“海滨人行道”上，我看见一个个子很高的老人在路中央站着弯下腰，显然在找什么东西。我走近他时，他抬起头来——在弗雷泽斯岛上，他的个头确实鹤立鸡群，穿着也很出众。看得出是个夏季游客。他穿一套淡褐色衣服，纽孔上别一朵白色栀子花，戴一顶系黑带子的老式巴拿马白草帽，蓄着山羊小胡子。他手里攥着一根手杖，手杖头是海泡石做的。他表情本来就严肃，此时显得更加沮丧。

我用希腊语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对不起……你讲法语吗，先生[33]？”

我说会，会讲一点。

他好像是丢了手杖头上的金属箍。他听到它掉在地上，滚走了。我划了几根火柴，四下里寻找，不一会儿便找到了那个小小的铜头。

“啊，太好了。一千个感谢，先生[34]。”

他取出一个皮夹子，我以为他是要付给我小费。他的脸部表情忧郁，很像埃尔·格雷考[35]笔下的人物。我想，大概被别人烦扰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又过了几十年厌烦的生活，于是自己就可能也变得很烦人，令人难以容忍。他没有给我小费，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铜头放进钱包，然后很礼貌地问我是谁，恭维我法语说得那么好，是哪儿学来的。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到这里来才一两天时间。他说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比利时人。他发现弗雷泽斯岛“风景如画，但还比不上提洛岛”。

我们就这么又随意地闲扯了几句，然后互相鞠个躬，各走各的路。他在这里还要再待两天，表示希望能和我再见面，好好聊一聊。但是我会很小心地提防别再碰上他。

终于盼来了星期六。这星期我已经多上了两次课，星期天就没有事了。我对学校的生活实在厌烦透了。上午的课一上完，我匆匆吃了午饭，就拎起行李朝着村庄直奔。对了，我对看门的老头说——传播我的谎言的有效途径——我到伊兹拉度周末去了。走到看不到学校的地方以后，我立即从农舍中间穿过，从学校背后绕过去，踏上了前往布拉尼的小径。但我并没有直接到那里去。

一星期以来，我一直不断地在猜度康奇斯，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我想，在他所说的“把戏”中，我能看出两个因素：一个是教诲的，另一个是审美的。但是在他设计得极为巧妙的各种梦幻背后，隐藏的到底是智慧还是疯狂，我还说不清楚。从总体上看，我怀疑是后者。疯狂比理智更加言之成理。

一星期来我越来越捉摸不透的还有阿奇亚瓦尔瓦拉的那一小群农舍。阿奇亚瓦尔瓦拉是布拉尼以东的一个小海湾，是一大片卵石滩，长了一大排高大的龙舌兰，开出奇形怪状的花，十二英尺之巨，像大型枝形烛台，面对大海。我悄悄钻过树林，来到这里，躺在海湾上方长满百里香的山坡上，瞭望下面的农舍，寻找不寻常的生命迹象。但是我只看到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妇女。我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仔细观察，似乎不可能是康奇斯的“助手”居住的地方。它很开阔，很容易受到监视。过了一会儿，我沿着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路朝着农舍群走下去。有一家门口的一个孩子看见我钻出橄榄树林，叫喊起来，小村子里的人全出来了——四个女人，六个孩子，无疑都是岛民。女人们以农民特有的好客和热情，给我端来了一小盘榅桲果酱、一小杯拉克酒，还有我要求的一杯蓄水罐的水。她们的男人都出海打鱼去了。我说我要去看康奇斯先生。她们似乎真的感到非常惊奇。他曾经来拜访过这儿吗？她们的头很快全都缩到一起，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这一说。我只好又听她们讲述行刑的故事——起码是那位年纪最大的妇女杂乱无章地讲了一通，其中我听出有“市长”和“德国人”的字眼。孩子们则抬起手臂，作举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