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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

“我们有九个月没有再见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安东大踏步进来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刚从布拉尼回来。那里同时驻扎着十二名左右的军人。那天早上，四个没有任务的军人到穆察去游泳。他们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懒散了，因为他们竟一起下了水。过了一阵，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上来，坐在沙滩上抛球晒太阳。突然从他们背后的树林里钻出来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德国兵措手不及。值勤的军士在别墅听到了枪声，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安东，然后到海滩上去了解情况。他发现了三具尸体，另一个讲完了发生的情况之后也死了。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把德国兵的枪支也带走了。安东立即乘摩托艇出发，绕岛搜捕。

“可怜的安东。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推迟向温梅尔校官报告这一消息的时间，真是难为他了。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当天晚上和我见面之后才报告。他对我说，当天早上他考虑过，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从大陆来的，夜里悄悄溜进岛来，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险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绕岛缓缓而行，搜遍了每一个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船，吊在小岛一端的树林里，那里与皮特罗卡拉维遥遥相对。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游击队一定听到而且看见他在搜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最高指挥部是有严格指示的。有一条就是破坏其撤离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烧了。老鼠跑不掉了。

“他是来向我说明情况的。现在温梅尔的价目表已经家喻户晓。我们欠他八十个人质。安东认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把游击队抓到，听候温梅尔来处置，第二天他肯定会赶来。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岛民，而是外面派进来的奸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共产分子，因为他们的意图显然是要煽起德国人的报复情绪，以达到提高希腊一方士气的目的。十八世纪的希腊游击队为了发动消极的农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那天晚上八点，我把村里比较有影响力的村民召集起来，把这一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那天晚上已经太迟，没有办法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唯一的机会是第二天配合安东的部队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他们怒气冲天，因为他们的和平、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答应彻底站岗，看好所有的船只和蓄水罐，天一亮就去搜捕游击队。

“但是半夜我就被行军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吵醒了。来人又是安东，他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他主动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一早，温梅尔将率领一队‘乌鸦’到达。我将立即被捕。黎明时分，村里十四岁到七十五岁的所有男人都将被集中起来。这一切安东是在我的床边对我说的。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泪水难忍。我坐在床边，听见他说，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甚至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第二天再和校官进行交涉，他将毫不犹豫地自杀。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讲温梅尔的情况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我们岛上太闭塞，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听说过。最后他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见到了你。我们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