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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了。当我在大约下午两点钟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肯普已从我门底下塞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美国人来访。说是有急事。四点钟再来。”我下楼去见她。她正张开手掌，伸出大拇指，在晦暗的桌面上画着青绿色的大虫子。她“作画”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干扰。

“那人来干什么？”

“他说是必须见你。”

“什么事情？”

“他要去希腊。”她那矮胖的身子站在那里，嘴里叼着烟，还在看着她乱涂的画。“想跟你谈你过去的工作还是别的什么。”

“可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别问我。”

我站在那里，盯着纸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天哪，你就不能再等一两个小时么？”她转过身。“烦死人了。”

他于四点差五分到达。是位高个子男人，瘦瘦的身躯，留着不可能被搞错的美国式平头。他戴着眼镜，看上去比我小一两岁，活泼的脸，活泼的微笑，什么都活泼可爱，健康又稚嫩，像莴苣一样。他伸出手来。“约翰·布里格斯。”

“你好。”

“你是尼古拉斯·于尔菲？我的发音正确吗？房东……”

我请他进来：“我这地方恐怕不太像样。”

“挺好的。”他四面看看，搜寻着更好的词句，“有气氛。”我们爬上了楼梯。

“我没有想到来的是个美国人。”

“当然不会想到。我猜是和塞浦路斯的局势有关。”

“啊。”

“过去这一年我在这里的伦敦大学上学。我一直希望在回家之前能有机会到希腊去一年。你不知道我有多激动。”我们走到楼梯口。透过一扇开着的门，他看到一些缝纫女工在工作。有两三个女工吹起了口哨。他向她们招手。“这不挺好吗？令我想起托马斯·胡德[21]。”

“你在哪里听说这份工作的？”

“在《泰晤士报教育副刊》上。”即使在说到最熟知的英国机构时，他也用了疑问句的语调，仿佛我不曾听说过似的。

我们一起走进我的公寓房间。我把门关上。

“我以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已经停止招聘了。”

“是这样吗？地方教育董事会可能认为，既然康奇斯先生在这里，就由他来负责面试吧。”他走进客厅，从窗口看着下面又旧又脏的夏洛特街。“这真是棒极了。你知道，我爱这座城市。”我指了指一张最不油腻的扶手椅请他坐。

“那么……我的地址是康奇斯先生给你的吗？”

“当然。这有什么错吗？”

“没有，一点也没错。”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他有没有对你谈起过我的情况？”

他抬起手来，仿佛我需要他来安抚似的：“有的，他——我知道，我是说……他警告过我这类校园阴谋可能有多危险。据我所知，你不幸……”他打住了。“你还为之恼火吗？”

我耸了耸肩：“希腊就是希腊。”

“我敢保证，他们想到要来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很有可能。”他摇了摇头，仿佛觉得一个美国人卷入地中海一所学校的阴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问道，“你什么时候见到康奇斯先生的？”

“三个星期前他在这里的时候。要不是他丢了你的地址，我会更早和你联系。他今天早上刚把你的地址从希腊寄到我手里。”

“今天早上才寄到？”

“是的，是用电报发过来的。”他咧开嘴笑了，“我也感到吃惊。我以为他把这事给忘了。你……你和他挺熟吗？”

“哦，我……见过他几次。其实我从来都不太清楚他在董事会里任什么职务。”

“据他告诉我，没有正式的职务。只是在帮忙。天哪，他的英文真是棒极了。”

“可不是吗？”

我们互相打量着。他显得很放松，这种气度似乎是教育培养出来的，通过阅读“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之类的书得来的，而不是出自天赋。这让人觉得，他一生中从没受过挫折，但他有一种新鲜感，一种热情，一份能量，是他人的嫉妒所不能完全抹杀的。

我分析了一下眼下的情况。他的来访和我打电话去马奇哈德姆出现了天衣无缝的巧合，这似乎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可另一方面，德·塞特斯夫人一定从电话里推断出我的心思有了改变，而他在此时来访，恰好可以检验我的改变是否真实。然而他告诉我康奇斯给他拍了电报，他显然是清白的。虽然我知道谁成为“实验对象”纯属偶然，但是也许另有原因，或者当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某种结果，促使康奇斯决定另选试验品。面对着这个坦率、诚挚的布里格斯，我感受到了一点米特福德必然会因我而产生的感受：一场恶作剧，看到鲁莽的美国人受欺骗，我这个欧洲人觉得颇有快感。除此之外，我倒是有一个更善良的愿望，就是不想坏了他尚未开始的经历，但是我绝不会向康奇斯或莉莉·德·塞特斯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