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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我装出比实际上更愤怒的样子，正如她想用镇静来打破我的敌意一样，我想用敌意来打破她的镇静。我丝毫也不后悔自己的不礼貌，断然回绝她的友好姿态。当时我说的有关艾莉森的话多半是出自内心的。

因为不允许我和艾莉森见面这件事已成了一个谜。他们期望我用俄耳甫斯[18]般的表现以赢得进入她所隐藏的地下世界的权利。我正在接受考验。但没有人真正向我暗示，究竟我需要证实什么。我显然已找到了通往塔耳塔洛斯那阴间的门，但这并没有使我更接近欧律狄刻。

就像莉莉·德·塞特斯所讲的话未能使我更接近那永恒的奥秘一样：什么人生旅程，什么航线图？

愤怒伴随我度过了第二天。但第三天我到索默塞特宅去，发现莉莉·德·塞特斯让我查的每个事实都是真的。不知怎么地，这使我的愤怒转为忧郁。那天晚上我拨通了她在马奇哈德姆的电话，是挪威女孩来接的电话。

“丁斯福德宅。请问，是谁呀？”我什么也没有说。一定有人先打过电话了，因为我听见那女孩说：“这里没人接电话。”

接着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

“喂，喂。”

我放下了话筒。她还在那儿。但我觉得没有跟她通话的必要。

这一天，也就是拜访她之后的第三天，我是这样度过的：喝醉了酒，给在澳大利亚的艾莉森起草了一封充满怨恨的信。我认定她一定在那里。信里说了我要对她说的一切；我至少把信读了二十遍，仿佛只要读够了次数，就能把我的无辜和她的邪恶变成既定事实，但我一直拖着没有寄，最后信是在壁炉台上过的夜。

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几乎都下楼和肯普一起吃早饭。但是这三个早上例外，因为我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充满怒气。肯普根本没有时间下厨房，但她煮得一手好咖啡。到第四天早上，我非常需要这样一杯咖啡。

她看见我下来了，放下了手中的《工人日报》——她读这份报纸是因为它说“真话”，读另一份报纸是因为它说“他妈的谎言”——坐在那里抽烟。她嘴里要不叼根香烟就如同一只游艇没了桅杆，可能就要发生什么灾难了。我们彼此说了几句话。她又归于沉默。那天早上，她的脸像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面前烟雾缭绕，像罩上了一层面纱，我知道自己盯着她仔细端详了好几分钟。我假装在看报纸，但这骗不过她。

“你怎么了，尼克？”

“我怎么了？”

“没有朋友，没有女孩，什么都没有。”

“请不要在早上这个时间谈这种事。”

她忧郁地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旧的红色晨衣，头发没有梳，整个人像时间一样苍老。

“你没在找工作，我想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我是想帮助你。”

“这我是知道的，肯普。”

我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脸色苍白，脸蛋臃肿，眼睛永远因为抽烟的烟雾而眯缝着。那烟雾有如表演能乐时用的面具，不过和她那带伦敦口音的洪亮声音、她装出来的无情和伤感情调配在一起，似乎还颇谐调，尽管有些怪异。但是此时她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慈爱姿态，从桌面上伸过一只手来，拍了拍我的手。我知道她比莉莉·德·塞特斯小五岁，但她看上去仿佛比后者大十岁。按平常标准来看，她说话下流，显然属于我父亲最痛恨的那一类人，他把这种人看成比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和该受诅咒的白厅[19]空谈家们更为低劣的一类。此时，我眼前幻化出他站在公寓房门口的形象：咄咄逼人的蓝眼睛，浓密的上校胡须。呈现在面前的是未经整理的长沙发，生锈又发臭的旧煤油炉，乱成一团的桌面，墙上到处涂满了与性和胎儿有关的耀眼的抽象派油画，还有乱七八糟的旧陶器、旧衣服、旧报纸。但是我心里明白，她的短暂动作和她脸上的表情所体现出来的人间温情，比我在自己家里得到的要多得多。然而那个家，那些年代仍然对我起着支配作用，我不得不把自然产生的反应压抑下去。我们的目光越过我无法跨越的鸿沟相遇了。她愿意奉献暂时的粗放的母爱，我又成了和过去一样的孤寂的儿子。她把手缩了回去。

我说：“说起来太复杂了。”

“我一整天都有时间。”

她的脸透过蓝色的烟雾凝视着我。忽地，那脸看上去像讯问者的脸一样没有表情和富有威胁性。我喜欢她，我喜欢她，但我觉得她的好奇像一张网围住我。我就像一种怪异的寄生类动物，只能在一种罕见的情况下以岌岌可危的共生方式生存。他们在审判时讲的话错了。不是我有意伤害女孩子，而是女孩子成了我接触常人、接触社会、接触敞开的心扉的唯一途径这一事实对我构成了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