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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水巷上的混混们也持有同样令人担忧的态度,同样选择那些半明半暗的地方,他们给他一种令人恶心的陌生感,仿佛他们不是来自另一个阶级或者社区,而是从另一个罪恶的星球掉落下来的。当他走近他们时,他看见他们在将一只威士忌酒瓶传来传去。他不可能谴责他们无法无天和堕落。无法无天和堕落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他经过门道时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接着,他后脑勺上遭到猛然一拳,他立刻失去了知觉。
埃米尔的闹钟在半夜一点半时叫醒了他。当他在刮脸时,一股狂风砰然把房间的门吹开,把他妈妈也吵醒了。她如此陡然被吵醒,嗓音嘶哑,听上去就像一个年岁还要大得多的老婆子。“埃米尔,你病了吗?”
“没,妈妈,”他说,“没事儿。”
“你病了?你遭到麻烦了,亲爱的?那些冻蟹肉饼—是冻蟹肉饼让你病了吗?”
“不,妈妈,”他说,“什么事儿也没有。”
“你病了吗?”她问道,嗓音仍然沙哑。她清了清喉咙,似乎同时也清了清她的脑袋。“埃米尔!”她惊呼道,“是鸡蛋的事。”
“我现在必须走了,妈妈,”他说,“没什么要命的事。吃早饭之前我就回来。”
“哦,是鸡蛋的事,对吧?”
他能听见她猛然坐起来,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她将脚踩在地板上。当他走过她卧室的门外时,她还没有走到门边,他便径直下楼去了。“吃早饭之前我就回来,”他大声喊道,“到那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他摸了一下口袋里的地图,从前门走了出去。
星光在闪烁。在一年中,这还没有到鲜花盛开的季节,只有几簇雪花莲开了花朵,唯一的野花便是山谷里带斑点的臭菘,但在空中仍然飘荡着大地柔和的馨香,就像玫瑰的芬芳一样。他停住脚步,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让他的肺和脑袋充溢这芬芳。在街灯和星光下的整个世界,即使破旧,看起来似乎仍然是美好而年轻的,仿佛这地方的命运才刚刚开始。覆盖着薄薄一层树叶、苔藓、大蒜草和红花草的大地正等待着他的宝藏。
到两点一刻仍然不见弗理力先生的踪影,他开始担忧起来。周围是如此宁静,他完全可以听见远处汽车的声音,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在干这件事时,他希望有人帮他一把,他不想独自干这件事,但是,两点过了二十分钟时,他发现他不得不单独干了。他打开车库门的锁,车库门摇摇欲坠,刮擦着沙砾路发出刺耳的声音。他瞧了一眼后座。鸡蛋都在那儿。当他将他的老破车倒到路上,街区中唯一亮灯的地方便是他母亲的客厅。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象他母亲可能会做的调皮的事,她可会想出那些调皮的招儿呢。她给她雷姆森派克的新朋友打电话。“埃米尔刚刚出去藏鸡蛋了,”她说,“他刚走。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将会把鸡蛋藏在德罗斯苏克尔社区。我是说,像弗理力先生那样的人会不会将所有的好东西都给那些势利的富人,而忘了他在雷姆森派克的朋友呢?他会不会是那样的人呢?”
当埃米尔将倒挡换成了低速挡时,他心想,再过两小时,他的任务就要完成了。越接近成功,他感觉责任越发重大。在街角的一栋房子里有一盏灯亮着,那是一扇狭小的窗户,严密地拉上了窗帘,他猜想那准是一间浴室。正当他在瞧着的时候,灯灭了。从特纳街靠近高尔夫球场的高处,他可以将全村一览无余。看到夜幕是如此完美而让人心安,人们是那么甜蜜地沉睡着,一想到如此多的男人、女人、孩子和狗在谜一般的梦幻中漫游,他不禁笑了起来。他站在车灯前阅读给他的指示。在达尔伍德大道和阿尔伯特街的交叉处放八个鸡蛋,在阿尔伯特街放三个鸡蛋,在德罗斯苏克尔和栗树胡同连接处放十个鸡蛋。
哈扎德一家住在达尔伍德大道和阿尔伯特街交叉的街角上。哈扎德夫人醒着。在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她被一场噩梦惊醒了,正坐在一扇打开着的窗户前抽烟。她正在惦记着鸡蛋—在琢磨那些提供旅游机会的奖券—寻思有没有可能会在阿尔伯特街上藏着一些。她想瞧一瞧欧洲。在她的感觉中,妒忌多于渴望。与其说她想多看一看世界,还不如说她想看一看别人看过的地方。当她在报上读到威尼斯正在下沉到海里去,比萨斜塔将要倒塌,她倒不是为这些奇迹的消失而感到悲哀,而是在她,劳拉·哈扎德,看到威尼斯的美景之前,它竟然会淹没到海浪之中,她感到愤愤不平。她还感觉她已经无与伦比地准备好去享受旅游的乐趣了。那是只有她才配享受的东西。当朋友们和亲戚从欧洲旅游归来,带回许多照片、纪念品,她一边聆听着他们关于旅游的讲述,一边心中在想,她的印象会更加生动,她的纪念品和照片会比他们的更加漂亮,她坐在威尼斯的小舟中会与环境更加相配,会更加优雅。她的妒忌中掺杂着一种温柔的多愁善感的情愫。在她的心中,旅游是和庄严的、悲怆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像是爱意的一番表露。在爱情中,她曾经体验过比北半球的蔚蓝天空还要深沉得多的天空,在遥远的过去,体验过更为宽敞的房间、楼梯、拱门、圆顶,体验过许许多多的东西。当她正在想这个时,她看见一辆车从街角驶过来,停了下来。她认识埃米尔,望着他在草地里藏鸡蛋。这一系列事件—把她弄醒的噩梦,坐在打开的窗户前面的思绪,在星光中这年轻人的突然到来—在她看来太神奇了。她一激动,便从窗户往下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