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第11/22页）

电视观众看得懂吗？抗议之类的事件逐渐扩张，将一切都吸了进去。他想对观众说，他们在电视里看见的实景不是现实。想象一滴水，那是抗议。现在你把这滴水放进一桶水里，那是抗议运动。现在你把这桶水倒进密歇根湖，那是现实。然而，老克朗凯特理解，电视的危险在于人们开始通过一滴水看整个世界。一滴水折射的光线成了整个世界的图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今晚见到的场面将固化他们对抗议、和平与1960年代的看法。他紧迫地觉得，他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个结局。

但他该怎么开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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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抓住她的手，领着她离开临时牢房，走进一条煤渣砖砌成的走廊，走廊完全是灰色的，毫无特征。一个警察急匆匆地走出一个房间，费伊看见他就往后缩。

“没事的，”塞巴斯蒂安说，“走吧。”

警察和他们擦肩而过，朝他们点点头。来到走廊尽头，他们穿过一道双开门，走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红色长毛绒地毯，壁灯绽放金色光芒，白色墙壁装饰华美，给人以法国贵族的感觉。费伊看见一扇门上的牌子，知道了他们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地下室里。

“你怎么知道我被捕了？”她说。

他转向费伊，露出精明的笑容：“小道消息。”

他领着费伊穿过酒店的正中，与警察、记者和酒店工作人员擦身而过，所有人都急匆匆地走向什么地方，所有人的脸色都严肃而凝重。他们来到通向室外的厚金属门前，守门的两名警察朝塞巴斯蒂安点点头，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装卸台，走进外面的小巷，走进室外的开阔地。抗议的声音远远传来，难以分辨的咆哮声似乎同时来自四面八方。

“你听，”塞巴斯蒂安的耳朵侧向天空，“所有人都来了。”

“你怎么做到的？”费伊说，“我们从警察面前走过去。他们为什么什么也不说？”

“你必须向我保证，”他抓住她的双臂，“绝对不会提起这件事，不会告诉任何人。”

“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向我保证，费伊。一个字也不能说出去。就说是我保释了你。没别的了。”

“但你没有保释我。你有钥匙。你为什么会有钥匙？”

“一个字都不能说。我信任你。我帮了你，现在你必须还我这个人情，那就是保守秘密。可以吗？”

费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意识到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一根筋的学生激进分子，他有他的秘密，一层又一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反而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她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她的内心为他绽放。他和我是一种人，她心想，他也拥有隐秘的浩瀚生活。

她点点头。

塞巴斯蒂安微笑着握住她的手，领着她走出小巷，来到太阳底下。他们刚拐过路口，她就看见了警察、军队和路障，还有路障另一侧公园里的人山人海。他们不再是墙上的黑影，而是变成了有细节和色彩的真人：嫩蓝色的警察制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刺刀，前保险杠装上刀锋网的吉普车；人群仿佛涌动的野兽，包围和占领了酒店对面的格兰特[1]像，三米高的格兰特坐在三米高的马背上，人群爬上青铜马腿、马背、马尾和马头，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继续向上爬，爬上将军的身体，站在格兰特宽阔的肩膀上，有些摇晃但还是站稳了，他举起手臂，在头顶上拼出和平标志，挑衅已经注意到他的警察，警察正要过来把他拖回地面上。他的结局肯定不会美妙，但人群为之欢呼，因为他是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一位，是整个公园里站得最高的人。

费伊和塞巴斯蒂安悄悄溜过混乱的战局，钻进没有名姓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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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警员继续砸脑袋，周围的警察都拿掉了徽章和名牌。他们用镇暴头盔挡住脸。他们是无名人士。新闻对局势如此发展并不满意。

警察打人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记者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中说。他们要求信息透明，要能够追溯责任。他们说警察拿掉徽章和遮住面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法。他们将其与苏联人今年早些时候开进布拉格打得捷克人落花流水相提并论。芝加哥警察局的行为就像那样，记者说。这是西方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加哥，没多久就有聪明人造出了这个名词。

“在美国，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反过来。”一名同情反战运动的宪法专家就警察隐去姓名一事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