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危机(第4/5页)

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其他已发表的对里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击,但艾滋病专家们在他们对化解这场危机的方法上意见严重不一致。“行为改变的关键是出于自愿。”约瑟夫坚持。

作为本书的创作者,科罗德尼沮丧地观察着这些反应。“我被惊呆了。”他回忆说。长达两年时间,他听健康专家们讲述趣闻般地说起异性恋艾滋病病例,一直想促成一种更全面的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要做一个关于暴露在这种病毒中的异性恋患者的调查。不像以往的美国人,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面对过性病的惩罚,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对于用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养大的一代来说,性滥交和疾病存在的长久历史联系已经无法再发挥其行为抑制剂的作用了。”历史学家约翰·德米利奥和艾斯特尔·B·弗里德曼说。在艾滋病危机早期,健康专家们反对把艾滋病的威胁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在其他研究者的邀请下,科罗德尼说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他们平常所专精的领域走出来,借他们杰出的名声来帮助号召阻止这场性灾难,尤其是在政府还没有觉察到疾病广泛蔓延的警示信号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又一次站在美国性健康的前沿。“当时他们认为我们的名字是如此有力。”约翰逊说,“要是我们写出一本书描述艾滋病的可怕情形”,联邦官员们将被迫对此做出反应。

然而,当《危机》面世时,几位同性恋领导者——那些科罗德尼认为会支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的人——反而被激怒了。他们不但反对强制性检测的呼吁,而且不喜欢书中对那些看起来不太在意艾滋病灾难的年轻同性恋者的坦率数据描绘。“我们看到一些走向更危险行为的迹象,比如不用避孕套的陌生肛交。”科罗德尼说,“而领导层还在非常努力地打造所有男同性恋群体都在团结一心预防死亡的形象。”

时间证明了这本书的主要发现大体上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异性恋相关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飞涨,当时这种病正从西方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这种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染病不是神话——而是真的。”当时哈佛大学新英格兰女执事医院的艾滋病项目负责人杰若姆·古柏曼说。在1996年,一个联合国小组报告称“异性性接触相关的艾滋病病例在北美洲新诊断的病例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异性传播成了亚洲和非洲引起艾滋病的最重要原因。甚至连那些曾经被讥笑的警告——比如持久的“法式热吻”和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如今也被郑重对待了。回顾这本书最初的反响,一个自作聪明的专栏作家在1988年问,“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准备春天度假时到海滩上找乐子和寻求浪漫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位著名的性研究者怎么能这么残忍地诅咒亲吻呢?”然而20年后,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网站报道,“高危险的异性接触”是引发艾滋病的第二大原因,并且重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书中的警告。“长久的张嘴接吻可能伤害口腔或者唇部,使得艾滋病毒从一个受感染的人传给另一个人,然后再通过嘴里破损的皮肤进入身体。”联邦机构这样警告。“由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建议大家不要和受到感染的伴侣进行张嘴式亲吻。”2008年,CDC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全国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实际数据比之前估计的要多40%。

回头来看,科罗德尼并不完全赞成这本书的轻率用词,尤其是用“猖獗”一词对这种疾病在异性恋之间的传播进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好像这个词的选择不当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让他们以为我们在说学校里整个班级的人都患上了艾滋病,街上每隔一家都有人受到了感染——那根本就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批评者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控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及其合作者企图利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无论他(科罗德尼)怎么想,他的意图何在,他书里的内容造成的结果颠覆了关于怎样做才不会得艾滋病的传统教学,确实让整个教育项目变得混乱。”库普回忆道,他声称在这本书面世后不久就收到了来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道歉信。科罗德尼怀疑这封信是否存在,因为“比尔从来不是个会道歉的人”。迈克·福门托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猛烈抨击,称他们为“恐怖主义流派的典型”。“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推销自己和他们的书。”福门托写道。“除了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举动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多年来至少人们一直看到他们在宣称‘行乐吧!轻松地享受性,直到你挂掉!’难道他们看到人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感到羞辱吗?”连他们在《花花公子》的老主顾也感到了失望。“我们一直尊重那些令他们做出里程碑式研究的准则。”该杂志在社论中说。“我们仰慕他们在面对争议时的勇气。但是这次,他们打破了自己的一些原则,并且以同情之名牺牲了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