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59/128页）

“你说，你为什么让那个纳粹把球踢进我们的球门？让他们把我们打败？”

“是这样的，弗雷迪，因为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一个非常卑鄙、残暴的下士。他之所以豁牙是因为他用牙开罐头。他就是个野蛮人。我把他的球拦截下来那岂不是自找麻烦？这不仅仅只是一场比赛！”

弗雷德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他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内心深处藐视那个可怜的球员。

“你完全错了。这不是一个比赛。那里有100多人，我们都辜负了他们。还有十几个小孩，他们会怎么想？如果我们都卑躬屈膝得像个蠕虫似的，他们如何能对作为犹太人而感到自豪呢？你的职责是用生命踢好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夸张了……”

弗雷迪把他的脸凑到距离球员的脸不到5毫米的地方，注意到了他眼中的恐惧，但在那个破房子里他却无法后退半步。

“现在仔细听我说。我只告诉你一次。在接下来的和党卫军的比赛中，如果你再不伸腿出来，我到时候就把它给你锯掉。”

那个球员脸被吓得惨白，挣脱之后跑出了那个破房子。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也想到了一些滑稽的事情，但当他再次记起的时候，弗雷迪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个球员毫无价值，因为成年人随时都有可能变得不正直。所以说还是青少年要更重要一些，因为他还可以将他们塑型，让他们变得更好。

1943年8月24日，有1260个孩子从比亚韦斯托克来到了泰雷津。在那座波兰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已经关押了五万多犹太人，而在那个夏天，党卫军一批批地几乎把所有的成年人驱逐了出去。

他们让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的孩子们住在一个独立的区域：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西边一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居住区。党卫军们密切地监视着他们。传达给长老委员会的来自泰雷津上尉的命令指出，禁止和那群孩子建立任何联系，他们在这里只是路过，其最终目的地还是个谜。唯一被允许和那些孩子们接触的是一个53人组成的小组，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医护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避免一些由于感染而导致的流行病。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将会获得最高刑罚。

纳粹们不允许和那些波兰孩子、证人和受害者接触的同时，他们也在比亚韦斯托克进行着屠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他们的罪行在整个欧洲被传播开来。

差不多快到晚饭时间了，泰雷津的天也开始慢慢变冷了。弗雷迪·赫希，浑身是汗，专心地裁判了一场20人对30人的足球比赛。实际上，大家更关心的是在那个通向街上的弧形场地上的足球比赛的结果。

尽管他已经递交了几份书面申请，想让青年办公室帮助从波兰来的那些孩子们，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因此，当他看到卫生队的人员从隔离关押比亚韦斯托克孩子们的居住区出来的时候，他把哨子递给离他最近的那个男孩，然后就急匆匆地赶去忙赛后的事情了。

医疗队的人员穿着很脏的靴子走在人行道上，从脸上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疲惫。弗雷迪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一些关于孩子们现状的消息，但他们却躲着他，停也没停就直接过去了。因为下令他们要严格保密。医疗队的最后是一个掉了队的护士，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好像心不在焉或者是迷路了似的。那个护士停了一会儿，弗雷迪从她的眼中看到了疲惫和愤慨。

她告诉他孩子们非常害怕，大部分孩子都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当党卫军们想带他们去‘洗澡’的时候，他们都歇斯底里地喊着，又踢又叫，不愿意去毒气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带他们去。有一个小孩，我给他的伤口消毒的时候，他告诉我在上火车之前，他被告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被他们杀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惊恐地告诉我他不想去毒气室。”

那个护士，在泰雷津的医院里已经见惯了很多东西，但当她看到那些吓得发抖的孤儿们被那些刽子手们监视着，而那些刽子手刚刚也杀了他们的父母，她还是不由地感到一阵惊恐。她对弗雷迪说，那些孩子抱着他们的双腿，装做生病的样子，但他们需要的不是药品，而是亲情、救助、保护，甚至一个可以减轻恐惧的拥抱。

第二天，几个修理工、厨房送货员和卫生人员进入了隔离关押比亚韦斯托克孩子们的西部居住区。党卫军们很厌烦地监视着那些人。

一组工人运送维修居住区楼房所需的建筑材料。一个工人肩上扛着一块大木板，所以没法看见他，他有着平直锁骨和像建筑工人一样肌肉发达的胳膊。但他不是泥瓦匠，而是体育指导员。弗雷迪·赫希扛着一块大木板跟在一大队工人后面成功地潜入了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