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74/128页）

但对于奥塔来说却恰恰相反，他觉得爸爸是世界上最认真的人，无论是高声唱还是低声吟，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歌唱。当犹太居民委员会的信使通知他们有一半人要由泰雷津被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人尖叫，有人哭闹，还有人用拳头击打墙壁。他爸爸却低声吟唱着歌剧《弄臣》的片段，他唱的是绑架吉尔达和曼都瓦公爵被判刑的片段：Ella mi fu rapita！Parmi veder le largime……他的声音是所有声音中最低沉最甜美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渐渐地，大家的吵闹声越来越小，到最后只有他自己的声音。

凯勒先生看到他之后冲他挤了挤眼睛。工厂和家园被纳粹们没收之后，老人便在失去了它们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作为上层社会市民的尊严，现在只能挤在那个肮脏的，到处都是臭虫、跳蚤和虱子的破床铺上。但他没有失去的是内心的力量和爱开玩笑的性格。就像老凯勒对他说的，工厂生产的衣物——吊袜腰带和吊带睡衣，就是那些女人们的工作服。

爸爸正在和其他同伴在那里聊着天，议论着当天死去的人。议论最近死去的人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看到他爸爸一切都好，他便转身回31号营房去了。走的时候，他瞅了一眼其他人，囚犯们在那个时间都坐在那里端着碗吃着饭，但场面却有点凄凉：瘦弱的人们穿得像个乞丐。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看到这一幕，但是这样的场景看到的越多，越能唤醒他的犹太人意识。

时间回到少年时期，他被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深深地吸引，他认为国际化和共产主义是所有历史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自由理性的思想却让他找到了比答案更多的问题。曾一度有段时间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资产阶级的儿子，调侃着无用的共产主义，是说着德语的捷克人，同时也是犹太人。纳粹们进入布拉格之后便开始驱逐犹太人。这时奥塔终于明白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古老的传统和血液把他团结到了犹太人一边而非其他人种。如果他还疑惑自己到底是谁，纳粹们负责给他的胸前缝上一个黄色的星星，为的是让他一秒钟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人生。

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为阿利亚运动培养年轻人：重返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他有点兴奋又有点悲伤地记起了那些远足旅行，每次都要带着一把吉他用来唱歌。这种“童子军”间的兄弟感情有着最原始的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大家都有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他最开始编造的那些故事，也就是在那些个夜晚围坐在火堆前讲的一些可怕的故事。那段时间，他的意见有时会和弗雷迪·赫希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在31号营房能听从弗雷迪的意见他感到很自豪，对于处于羞辱洪水中的孩子们来说，自己已经变成了诺亚方舟。

大家都处在不好的时期……

但是奥塔是个乐观的人，继承了他爸爸的讽刺幽默感，而且也拒绝去想在这里待了很久之后是否还能离开这一问题。为了不去想那些糟糕的事情，他又开始想着要给孩子们讲的那个故事，因为那些故事都还没有结束，这样想象力也就不会停止，孩子们也会继续想着那些故事。

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己，奥塔想。

奥塔·凯勒，二十二岁，但是他的成熟稳重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虽然他已经讲了很多遍沿着加利利旅行的、心术不正的聋哑笛子商人的故事，但每次讲到那个商人贩卖没有孔的笛子那一段的时候总是很有激情，因为这种笛子所发出的神奇的声音只有在天上才听得到……

“没几个人买他的笛子！而且他的客户还是个孩子。”

这是他自己编的故事，如果忘掉一些细节的话，就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故事讲完之后，孩子们出于天性便急匆匆地向营房门口跑去。在那里的人每分钟都过得很紧张，因为当前就是一切。奥塔看着孩子们离开，同时也看到一个穿着长筒袜的女孩，像陨石一样，跟着那些孩子一起跑向门口。

细腿的图书管理员总是跑着……

他觉得那个女孩有着天使般的脸庞。但通过她那精力充沛的动作和手势来看，他认为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没能如愿以偿，生气了。他也发现她不常和老师们说话，她把书拿给老师，完事之后边点头边收书，而且总是匆匆忙忙。他甚至认为或许她是因为害羞所以才假装很着急的样子。

蒂塔的确很快地跑出了营房。她不想遇到任何人，因为她的衣服里面藏了很危险的东西——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