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伪证（第11/17页）
我只觉得血往上冲，下了车走来走去，不知该如何发泄。杨延鹏在一旁看着我来回转磨，说道：“我认识一些奥克兰的同行，可以试试联系他们去捏这个郝建波……当然，过程不保证合法，而且费用……”
少整这不着边际的给老子瞎添乱！我把电话打回支队：“能找新西兰大使馆……奥克兰大使馆协助咱们么？”
小姜估计是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您怎么查案都查到国外去了？”
老白的回复更直接：“我是让你去找杀王纤萍的凶手，不是让你把一起区内命案变成外交事务！能破最好，尽人事，听天命吧。”
打发走杨延鹏，我命令各组探员都去集中寻找北安造纸厂当年的员工。曹伐来找我汇报情况时问：“我说赵队，你就那么确定是在这个范围里？”
我正火大，懒得答理他。
拿到手的资料显示：郝建波自一九九年底到二○○六年初，先后更换了三处居所：二○○一年搬到五道口，二○○四年搬到方庄，二○○五年搬到高碑店——全是自费租住，而且离自己的工作单位越来越远。凑巧的是，北安造纸厂在二○○一年初因修路搬迁至五道口，二○○四年改制后转至方庄，同年因经营状况不佳辞退了许多员工。
由此，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也就是彬那个“不确定的方向”：郝一直在盯着凶手。
九九年十二月五号那天，郝很可能在追赶妻子的路上，看到了王纤萍遇害的一幕。事后，作为一个熟知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官，郝在悲痛之余意识到：王纤萍的死，会连累孩子——一旦失去财产继承权，他根本无力支付郝萌的心脏移植手术费，所以，他隐瞒了妻子的死亡，暂时放过了凶手，但他一定是看到了凶手的模样，至少，他知道凶手就是北安造纸厂的职工，于是他数年来频繁更换住所，一路尾随凶手——凶手应该就在○四年北安造纸厂辞退的那批人当中，并且是在○五年到高碑店地区工作的人。
电话里郝建波的反应，证实了我的推断。
现在该怎么办？
再打给郝建波，已经无人接听。就凭手上这么点儿人，在今晚之前要想完成排查，难比登天。我正要举起手机考虑是不是今晚打爆郝的电话，就收到了一条内容简短的繁体中文信息：
“北京洛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苏震。”
名字不陌生，我在北安造纸厂的职工名单上见过。
我一指曹伐：“集合东部队，跟我走！”
虽然我反复叮嘱：我们只是找苏震了解一些情况，怕他有思想负担，所以务必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随便编个理由把他带到经理办公室就好。车间主任出门的时候还是一脸狐疑。无所谓，陆续赶来的增援已经封锁了工厂所有的出入口，我只是不想为抓个把人闹出太大动静而已。
过了不到五分钟，在门口望风的曹伐回头朝我递了个眼色，跟张祺分别闪身至门的两侧。
我示意值班经理在办公桌后坐好，转身垂首背朝着门口。
随着推门的声音响起，身后突然一阵骚动：倒地声、搏斗声、惊呼声、手铐摩擦的金属声……“警察！别动！”
天道酬勤。我看了看表，掏出电话通知领导：“头儿，抓到嫌疑人，是原来北安造纸厂的职工。”
回过身，我拍拍值班经理的肩膀，同时挥手让目瞪口呆的车间主任离开。走上近前，曹伐他们把按在地上铐好的嫌疑人拽了起来：“叫什么名字？”
老白可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是他干的？”
苏震四十开外，身材短粗，有点儿谢顶，一张脸上不是疙瘩就是坑，绝对属于月球表面——只不过现在惨白得失去了本色，看上去更像是大雪封山后的月球表面。
我盯着他发直的双目和颤抖的身躯，只一眼，便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别给他时间在路上编瞎话。”把苏震押上警车，我叫来曹伐，“我先打个电话，你和张祺去车上把这孙子的口供拿下来。带家伙了么？带了就扔驾驶室里，省得让人说咱们刑讯。拿上笔录纸和印油，把车门和窗户都关上，让群众看见影响不好。”
曹伐有点儿含糊：“可……要是他死扛呢？”
我一边拨号一边不耐烦地骂道：“要你干吗吃的？干不了滚蛋！老白催咱们归队呢。我打完电话之前把口供拿下来，这案子我给你报头功；拿不下来，您请另谋高就，我这队不收废物！”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伐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只能骂骂咧咧地摘了手表，猫腰钻进车里。老警怂都这德行，不拿鞭子抽不卖命。
“彬，跟家吃饭呐？”
“还没。这回又是什么事？”
听他那戒备的口气，我笑出了声：“正好，多撑会儿。晚点儿我过去请你们小两口吃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