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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又刮了一遍胡子,穿戴整齐,和平常一样开车去市中心,把车停在平常停车的位置,要是看车库的知道我是个重要的新闻人物,那他掩饰得倒是不错。我上了楼,穿过走廊,摸出钥匙正要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皮肤黝黑的斯文男人望着我。

“马洛吗?”

“有何贵干?”

“别走远,”他说,“有人想见见你。”他离开倚着的墙壁,懒洋洋地走了。

我踏进办公室,捡起地上的信件。书桌上摊着更多来信,是夜间清洁女工放在那里的。我先将窗户打开,再撕开信封,把不想收到的丢掉,事实上没一封是我期待的。我打开另一道门的门铃装置,填满烟斗点上,然后坐下来等人上门求救。

我想到特里·伦诺克斯时,心里并没有多大起伏。他已经隐退到远处去了,灰白头发、疤脸、某种柔弱的魅力,还有那怪异的清高。我既不评判他,也不剖析他,就像我从不问他那一脸疤痕是怎么来的,何以竟会和西尔维亚那样的人结为夫妻。他就像你在客轮上邂逅的某个人,混得很熟,然而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也像那么个人,在码头跟你道别时说“保持联络,老朋友”,而你知道你不会跟他联络,他也不会跟你联络。你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那家伙。就算再见,他也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休闲列车里的又一个扶轮社(1)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哦,还行还行。你气色不错呀。你气色也很好啊。我胖了好多。咱们彼此彼此。还记得那次坐“法兰考尼亚”(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名字)客轮旅行吗?噢,当然,那次旅行精彩得很哪,是不是?

去他的精彩旅行。你真是无聊透顶。你和那家伙聊了几句,只因为周围再没一个人让你感兴趣。或许这就像我和特里。不,不太一样。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外加三日囚房时光,还没提下颌挨的那一下子,脖子上挨的那一拳,至今咽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没法还他五百大钞。这让我不痛快。总是些小事让人不痛快。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了电话,因为门铃只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小号候客室。

“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要跟您说话。请稍候。”

他在电话那端。“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好像他那见鬼的秘书没把他的名字通报给我似的。

“早晨好,恩迪科特先生。”

“很高兴听说他们把你放了。你没跟他们作对,我认为这种做法很正确。”

“这不是做法。只不过是犟脾气而已。”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再听到有关这个案子的什么消息了。要是听到,而且需要帮忙,请告诉我一声。”

“怎么会呢?那家伙已经死了。要证明他接近过我,可得花掉他们不少时间,更何况还要证明我知情。还要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清了清嗓子。“大概,”他审慎地说道,“他们没告诉你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书吧。”

“他们告诉我了,恩迪科特先生。我是在同律师对话。如果我建议自白书也应当被证实,证实它既非伪造,也符合事实,算不算越界?”

“我怕没时间跟你探讨法律上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正要飞去墨西哥,去处理一项相当悲哀的事务。你或许可以猜到是什么事务。”

“啊哈。要看你代表谁了。你没告诉我,你可记住了。”

“我记得相当清楚。好啦,再见,马洛。我说过愿意帮你,这话仍然有效。不过我送你一个小小忠告。别太肯定你已经脱离了危险。你的处境相当不妙。”

他挂断了电话。我小心地把电话放回机座。我锁着眉头坐了片刻,手依然没有离开听筒。过了一会儿,我拂去脸上的愁云,起身拉开了候客室的门。

有个男人靠窗口坐着,在浏览杂志。他穿着蓝灰色西装,上面的浅蓝格子淡得几乎看不见,双脚交叉,穿着黑色软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透气孔,穿着走过一个街区都不会磨破袜子,几乎和休闲鞋一样舒服。他的白手帕折得方方正正,后面露出墨镜一角。他深色的头发浓密且呈波纹状,皮肤晒得黝黑。他抬头望过来,两只眼像鸟眼一样亮,小胡子下有些笑意。他雪白的衬衫上打了个深栗色的尖尖的蝶形领结。

他将杂志扔到一边。“垃圾杂志登垃圾文章,”他说,“我刚才在读有关科斯特洛(2)的一篇东西。啊呀,他们多么了解科斯特洛,就像我多么了解特洛伊的海伦一样。”

“我能为您效劳吗?”

他不紧不慢地上下打量着我。“骑大红摩托的人猿泰山。”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