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垂竿等候的钓鱼人

我坐在山顶上，估量着眼下的形势。此刻我心里并不快乐。得以逃生的欢欣，完全被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冲淡了。硝基炸药的浓烟已使我严重中毒，鸽楼顶上几个钟头的烤晒更是火上浇油。我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全身衰弱得像只病猫。肩膀的伤情也十分严重，我最初以为只是点皮肉擦伤，而现在整个臂膀肿了起来，左胳膊完全不能动弹了。

我打算先去藤布尔先生家，把我的衣服等杂物要回来，尤其是斯卡德的那个小笔记本。然后往铁路干线方向走，坐火车回南部去。看来越早与外交部的瓦尔特·布里万特爵士联系上，我就越安全。我仍然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更多的证据说服他，他可能相信我，也可能不相信，但无论如何，在他手里总比落入那些狠毒的德国佬手中要好得多。我发现我开始对英国警方有点好感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光灿烂，路也好找。我从哈里爵士的地图上知道这里的地形，只要往西南方向再稍微偏西一点，我就能走到遇见养路工的那条小溪附近。跑了这些日子，我从没注意过地名，但我相信这条小溪一定是特维德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估计我离那儿有三十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天亮前我到不了那儿，得停下来在哪儿躲过白天。我这副可怕的模样不能在光天化日下被人看见。我没穿上衣，也没穿背心，既无帽子，又无衬领，裤子也烂得一塌糊涂，手和脸都在爆炸中给熏得漆黑。我猜我的眼睛也一定十分可怕，充满血丝。总之，绝不能到大路上，让那些信教的老实乡民看到我的这副样子。

天刚破晓，我就到山涧里去洗了把脸，然后找到一个牧羊人的小屋，希望能找点吃的。牧羊人不在，屋里只有他老婆，方圆十公里之内再没有其他人。这女人是个持重的老妇人，也挺有胆量。她看见我虽然吃了一惊，但马上抄起一把斧头在手，防备我图谋不轨。我赶紧对她说，我摔了一跤才成了这个样子，没说别的。她看我的样子，也知道我病得不轻，就什么也没再问，端给了我一碗牛奶，还掺了一点威士忌酒在里面，又让我进屋在厨房火炉旁坐了一会儿。她说要为我洗一洗肩膀，我因为痛得厉害，没敢叫她碰。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我的，是个洗手不干了的盗贼？也许是吧。因为接下来，当我为了付她牛奶钱，掏出身上面值最小的一英镑金币给她时，她摇头不收，还说什么“哪来的钱，就还回哪去吧”。我听了，急忙极力地辩解，她才算是相信了我的清白。她收了钱，但又回送我一条暖和的苏格兰方格呢披肩，还把她丈夫的一顶旧帽子也一并给了我。她还教给了我怎么裹披肩，所以，当我离开她那小屋时，简直就成了彭斯[1]诗集插图中古代苏格兰人的活样板。但不管怎么说，我身上总算穿上一点东西了。

幸亏有了这个披肩。快到中午时变天了，下起了蒙蒙细雨。在小河湾处，我找到一块悬空的岩石，便躲到下面去避雨。岩石下面堆积了一大堆干枯的欧洲蕨，正好躺上去，还算舒服，我便在那里对付着睡觉，一直睡到天黑。醒来时，只觉得浑身酸困僵直，肩膀钻心一样地疼痛。我吃了那老妇人给我的燕麦饼和奶酪，天黑前又起身上路了。

那一整晚，我就在山间的泥泞之中跋涉，真是吃尽了苦头。我两次迷了路，几次栽到了泥塘里，摔得鼻青脸肿。本来直线只有十五公里的路程，因为错走了弯路，走了差不多三十公里。走最后一段路时我已头昏眼花，只有拼命咬紧牙关，才勉强挺了过来。我敲响滕布尔先生的门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四周晨雾弥漫，站在小屋门口，竟连公路都望不见。

滕布尔先生自己来给我开的门。他人显得很精神，精神得有点出人意料。他打扮得很整齐，穿了一套旧式的，但保护得很好的黑西服，胡子刮得很干净，大概是昨晚才刮的，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亚麻硬领，左手拿着本袖珍《圣经》。他一下子设认出我来。

“你是什么人，星期天大清早，撞到我这里来？”

我已经忘了日子，原来今天是星期日，难怪他穿得这么整洁。我的头还晕得厉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不过他马上便认出了我，还看出我病了。

“你把我的眼镜带来了吗？”他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中掏出眼镜，交还给他。

“你是来取你的衣服和背心的吧？”他说，“进来吧。噢，老弟，你这腿都要不行啦，先挺一会儿，我给你找把椅子。”

这时，我觉得我的疟疾发作了。我以前得过疟疾，身上留下了病根，这阴冷潮湿的一夜，把旧病引发了。加上肩膀的剧痛和炸药毒烟的影响，难受得挺不住了。在迷糊之中，滕布尔先生帮我脱了衣服，让我躺在了厨房墙边的一个橱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