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垂竿等候的钓鱼人（第2/5页）

患难见真情。这位老养路工真正是我在危难中的朋友。他的老婆几年前去世了，自他女儿不久前结婚以后，他就独自一人过着日子。在我来到之后的十多天里，他无怨无悔地担负起了照顾我这病人的义务。每当高烧发作时，我就想一个人安静地睡着，等高烧退去。每当皮肤凉下来时，觉得肩膀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

我恢复得十分缓慢。虽然五天后就能下床，但又养了许多天，才慢慢有了走路的气力。

他每天上工之前先给我弄好一天的牛奶，然后锁好门出去。晚上回来就坐在烟囱边的角落里，默不作声。附近也从不见别的人影。我渐渐好起来了，他也仍然没问任何问题来打扰我。有几次，他带回前几天的《苏格兰人》报给我，从报上可以看出，波特兰大厦凶杀案的热潮已经过去，再没人提起。报上除了一个大概是教会活动的“全体大会”而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他从一个紧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我的皮带。“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钱，”他说，“你最好数一数，看有没有少。”

他甚至从来也没问过我的名字。我问他，我顶替他在路边干活以后，有没有人来查问过。

“噢，是的，来过一个开汽车的人。他查问那天是谁顶的我的班。我先装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盯住不放，我便说，也许他说的人是我那个从乡下来的堂兄弟吧，他有时来给我帮忙。那人长得一脸怪样子，说的英语我大半都听不懂。”

最后几天，我已非常焦急。所以一待身体复原，便决定马上离开。但我真离开时，已是六月十二日了。那天，正好有个叫希斯劳普的人赶牛去莫法特的集市，他早晨经过我们那小屋时进来吃早饭，并自告奋勇要带我一起上路。

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滕布尔先生收下了我的五英镑，作为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自尊的人，我逼他收钱，他一下子变得面红耳赤，认真发起脾气来，以致最后收下钱时，连声谢谢也没说。我告诉他，我欠他的太多了。他听了，嘴里只咕哝着说了句：“善有善报。”你要是见了这告别的场面，没准儿会以为我们是吵了场架，不欢而散呢。

希斯劳普是个快乐的家伙。我们爬过山口，下到阳光明媚的安南山谷，一路上他不住嘴地唠叨。我也大侃加洛韦的市场情形和绵羊的价格，弄得他大概认定我是个什么地方来的绵羊贩子。也许真有点像吧，我身披花格呢披肩，头戴旧毡帽，活脱脱一副苏格兰乡民的样子。不过，赶牛却是件磨人的活计，我们花了整整大半天，才走完二十公里路。

如果是在平时，不这么心急的话，我会很享受这段时光的。阳光灿烂，天空晴朗，一路上，步移景换，一会儿是棕黄的山野，一会儿是绿茵的草场，满耳只听得云雀的鸣啭，麻鹬的嘁喳和溪水的潺潺。但我没有心思欣赏这初夏的景色，也没有兴趣倾听希斯劳普的絮叨。我的心思被忧虑和焦急所压倒，六月十五日这个命运攸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要完成的任务还困难重重，看不到任何希望。

到了莫法特，在一个简陋的客栈吃了点晚饭，我便向三公里外的铁路交叉站走去。往南去的夜间快车要到半夜才到，为了消磨这段时间，我走进山里，在山坡上躺了下来。白天走路走得太累了，所以一下子就睡着了。我睡得过了头，跳起来跑回车站时，只差两分钟就开车了。三等车厢里的坐垫又脏又硬，弥漫着陈浊的烟草味，但我心情却快活了起来，无论如何，我觉得现在我又开始了我的工作，一切又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半夜一两点钟我在克鲁维下了车，等到六点钟才搭上去伯明翰的列车。当天下午到达瑞丁，再换乘支线列车深入巴克夏地区。不久，车就行驶在了草木青葱，溪水潺湲的平原地区。晚上八点钟时，我风尘仆仆，旅途劳顿，模样大概像个农工或者牧工，在一个叫做阿廷斯维尔的小站下了车。我手臂上搭着我的苏格兰黑白格子呢披肩，因为一出苏格兰边界进入英格兰，我就不敢再披着它招摇过市了。车站月台上闲散着几个人，我想了想，没敢向他们问路，想想还是等他们走了再说。

我走的这条路穿过一大片山毛榉树林，伸进一个平缓的山谷，从丘陵的绿色山坡上，可以隐约地望见远方的树林。离开苏格兰，进入英格兰之后，到处可见一丛丛的椴树。栗树和丁香正开放得花团锦簇，空气不再那么干爽、凛冽，而变得温润而芳香。

不一会儿，我来到了一座桥边。桥下夹岸雪白的水毛莨间，一条清澈的溪水缓缓在流淌。桥前方有一座水磨坊，堰槽上泄下一股清凉的流水，发出悦耳的撞击声，在宜人的暮色中回响。置身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一下子心神怡然，轻松了许多。我望着深绿的树木，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口哨，吹出了那首叫做《安妮·劳莉》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