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

一 姻缘路上

民国六十五年中秋节写“蒋晓云的小说”那篇评文时，朱西宁仅看过了她已发表的五篇（《随缘》《宜室宜家》《惊喜》《掉伞天》《口角春风》），但即毫无犹疑地肯定她为张爱玲、潘人木之后“无人可及”的言情小说家，盛赞其语言之“清丽闪烁”与其行文思路之“交织绵密和灵活畅捷”（《联合报六五年度小说奖作品集》，页三五七至三五八）。翌年八月，我身为《联合报》小说奖的评选委员，读了三十篇入围作品后，也毫无犹疑地圈选蒋晓云《乐山行》为首奖小说，因为凭其技巧之圆熟，文笔之细致，其他二十九位作者都不能同她相比的。去秋朱西宁同我同为《联合报》中篇小说奖评选委员，决选首奖作品为蒋晓云的《姻缘路》。四年之中，蒋晓云连拿了两个二奖（一九七六年首奖从缺，《掉伞天》二奖；一九七七年首奖小说为小野的《封杀》，《乐山行》二奖），一个首奖，实在表示她是年轻小说家间最优秀的一位。近年来彭歌、林海音在文章里谈起新兴小说家来，给他们提名嘉许的也就是蒋晓云一人。

当然，年轻的小说作者这样多，硬要凭他们四五年以来发表的作品来评定其高下，是大可不必的：凡是认真写作而具有才华的青年人我们都得鼓励。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熟，那些晚熟的作者，假如一开头就遭受较苛的批评，很可能他们就退出文坛，不再发表作品了。蒋晓云无疑是位早熟的小说家，她的处女作《随缘》发表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号《幼狮文艺》，比起张爱玲《传奇》里那几篇喜剧型的短篇来，真的并无愧色，怪不得朱西宁初读蒋晓云的小说，一定要问她是否受了张爱玲的影响。陈若曦大学时期所写的小说远比不上“随缘”。连白先勇早期的作品，除了《玉卿嫂》特别出色外，大半也是不成熟的；二十七岁后他才写出一篇篇的精品来。蒋晓云能在二十出头写出《随缘》《宜室宜家》这类作品，实在表示她天分高，有那种小说家观察人世特具的智慧。

蒋晓云虽然拿了三个奖，据我知，她的第一本小说集《随缘》（皇冠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初版）销路并不太好。这几年来台湾流行乡土文学，好多批评家强调“社会惠识”，宋泽莱这样的新兴作家特别受到重视。宋泽莱的作品我看得太少，不便置评，但他作品产量之多，确实令我咋舌。相比起来，蒋晓云算是言情小说家，朱西宁说得很对，“甚易给人归入所谓‘鸳鸯蝴蝶派’，或敬重些的视她做‘张（爱玲）派’”。我为《乐山行》写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喜剧性的短篇小说，写的人较少，也不易受人重视，看来好像主题不够严肃，关注的人生问题不够重要。”（“正襟危坐读小说”，见《新文学的传统》，页二六二）。偏偏《随缘》之后，蒋晓云又出了本集子，取名《姻缘路》，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她对婚姻问题特别感兴趣，不论她是“张派”还是“鸳蝶派”，她对人生的关注面太狭小了。

当然，到了今天，蒋晓云早已不是专写当代台北知识青年间的爱情纠纷和婚姻问题的小说家了。《随缘》集了五篇此类小说，较后写的另外四篇都不是。《姻缘路》收了此类小说仅两篇，另外五篇写的是老幼贫苦、欢聚悲别多方面的人生。但蒋晓云写的言情小说，自有其卓越的成就，本文第一节不妨先讨论此类作品。

在民国六十年代我们读到了不少正视青年问题的短篇小说，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张系国《地》，林怀民《蝉》为其尤著者。那些小说里的青年，不管志气如何消沉，生活如何腐败，多半以理想主义者自居。因为曾有过理想，他们更有资格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蒋晓云笔下的知识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他们是在非常现实的世俗社会里长大的，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和幸福，不谈国家大事，对社会问题也毫无兴趣。女的以婚姻为其追求的目标：有了丈夫有了家，才能笃笃定定做人。男的也有些想结婚的，但大半事业心重，觉得胼手胝足找个伴共同奋斗太吃力，不如迟几年混出名堂后再讨个年轻美貌的太太更好。也有些人当惯了单身汉，更无意抛弃自由自在的日子去换个老婆。《随缘》里一个配角罗杰，女友安美玲跟别人结婚了，毫不在乎地对他一个女同事说：

“谁不要谁?安美玲不要我?你想想看，我二十四五岁，娶个老婆也二十四五岁，我再逍遥个七八年，娶个老婆还是二十四五岁。她是不愿意等呀?告诉你，她是不敢等，过个三五年，我不要她，她怎么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