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马国瑞问（第2/10页）

蔡：听说你在采用西方的手法的时候，是在一种比较自觉的状态之下采用那种手法的。

残雪：对，就觉得好，不知道为什么写到中间，忽然那个黄泥街里面就跳出了一个很抽象的人物，叫做“王子光”。他根本不像一个人，好像是一团气那样的东西，就觉得那种写法好过瘾的，就比平时的他们那种现实的，写实的那种好，好得多，甚至比萧红的都要好。

蔡：在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种感觉，用现实的手法无法去描述那种感觉，所以你一看到西方的那种描述，你就觉得这个才能准确的反映你对生活的感受，是吗？

残雪：嗯，那种更深的，更抽象的东西，我要写的是深层的东西，不是表面的现实，那个表面的现实跟我要写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我就觉得，凡是从里面冒出来的，自己说不清的东西，而又非要是那样去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是一种直觉，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学理论，我从来不看理论书，就是凭直觉，哪个是最好的，就把那个最好的东西搞到底。按照它自己那个自发的冲动，那个逻辑，一种不完全受表面理性控制的那个逻辑，往前去冲，就去想那些情节，是越不可能，越荒诞，越是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些东西就是最好。这就是在创作《黄泥街》这个小长篇的时候，带出来的这些收获。（笑）哈哈。就发现我的那个世界不在大家描写的那个世界里面。我有另外的一个世界，然后就那么写下去了。《黄泥街》是不太成熟的，虽然他们觉得好。一般读者都觉得只有《黄泥街》好，别的书他们都看不懂，其他的都不行。批评家也是这同样看法。你去看看吴亮的评论就知道了，他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批评界对我的看法。国内那个时候的评价就是这样，因为其他的作品他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那个《黄泥街》呢，好像是描写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他们就看得懂。实际上，它是一部经过改造的作品。《黄泥街》开始的时候，是有那种描写外部的冲动，但是到后来觉得那个东西不过瘾了之后呢，就把外部的那种描写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描写的是我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那种黑暗的世界，紧张得要爆炸的那种东西。

蔡：当时你这个《黄泥街》在发表上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当时那种写法还是比较新的嘛。

残雪：发表很困难，所有的刊物，像“收获”那样的刊物是不愿意登我这些东西的。像李小林，就是巴金的女儿，在那里是当主编的，86年那时她是根本看不上我的作品的，也不登。这些大杂志都经过了，走了一个圈，没有什么地方接受，最后是一个那个叫做“中国”的杂志，那个时候是丁玲搞的，丁玲那个时候忽然就觉得要创新，要那样的，就来找一些年青的，比较好一点的作品，然后就通过一些人，七转八转反正就转到他们那个杂志（听说李陀在发表“苍老的浮云”时帮了大忙，那个时候他正在提倡现代主义，“苍”是在“黄”之前发表在“中国”）。后来就在那里发表了一部分，可能是有一半的样子吧，莫明其妙。也不是政治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太长了，登在他那个杂志上面，占他的版面占多了，就把我的砍掉，就删成那个样子，只剩一半就在那里发表了，莫明其妙。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历史情况。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收获》的某副主编写的。他在文章里鼓吹在80年代《收获》如何提携青年先锋派，现代派。我也是他们提携的重要作家之一。还说当时开一个会，他们到处找我找不到，因为我在湖南做裁缝，就没人找得到我。在这里我要说，他们这种说法是为自己服务的。我曾经托别的作家将我的成名作《苍老的浮云》送到收获，《收获》经编辑部研究，退回了我的稿子，认为不够水平。我还记得原话：“我们认为，过多描写丑陋、肮脏没有必要……”所以根本不存在找不到我这回事。再说只要一问湖南作家就都知道我的地址。后来我成名后虽然他们发过我的一个小短篇，但那并不能说明《收获》领导的文学观念不陈旧。90年代初，我已经有比较大的名气了，我不死心，还想试试《收获》，于是将自己最好的中篇“思想汇报”寄给他们。过了一段，李小林将稿子寄回给我，信上要我修改，她还在我的底稿上画了一些记号。我觉得她的意见莫名其妙，完全没有看懂，就回信说，我的创作态度非同一般的认真，（我没告诉她我是自动写作），既然你认为不够好，我不发表算了。后来我还不死心，过了几个月又给她寄去一个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中篇。这一次她更干脆，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退还给我了。本来这么大一个杂志，占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将其办成一个家族的东西，还传代，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怪事。再加上思想僵化落后，根本不可能办出特色来。还要往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倡导创新，先锋。前几年我看过他们登出的两个长篇，简直不是一般的差，差得要让人掉眼镜。难道李的水平差到那种程度？我不相信。会不会有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