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舟　文学评论家（第5/6页）

问：作为一个女作家，我觉得从你创作的对象来看，并不特别突出所谓女性问题，毋宁说，你关心的问题是超乎性别的，但我觉得，你提供的依然是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眼光，只是不那么外露和张扬，而是犀利又内倾。你对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写作是如何看待的？

答：我的作品关心的问题是人性，我的作品是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但我并未刻意追求。一些外国人说这样的作品必然出自女性。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男人受“文以载道”的影响深，达不到我这种潜意识写作，这是我作为女性的优势。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问：你的小说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不那么好读的，你对小说写作的可读性问题，有没有特别地加以考虑？你心目中存在着的理想的读者是什么样的？

答：有各式各样的可读性，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欣赏者，我的作品就非常“可读”，还有人只喜欢读残雪。我写小说之际不可能考虑，那种瞬间的读者是经过分身的我自己。写完之后我心目中的读者我已经在《期待同谋者出现》这篇文章里写过了，总之是受过现代艺术熏陶的、有创造性的人。

问：近两年来，你写了一系列解读经典作家如博尔赫斯、卡夫卡、莎士比亚的文章，就我所读到的一些篇目而言，这些文字充满智慧和激情，无拘无束而又平易近人，它们为一般读者开启了一条走向这些经典深处、理解这些文学大师的道路。但是，这些文字对你自己的意义何在？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是你为指导人们的阅读而作。我隐约感到，在这些文字里，你似乎也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寻求某种支撑的力量，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为你自己的写作提供阐释的途径——我每每读到其中的一些语句时，总觉得拿来解释你的小说也完全合适。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文字的？

答：我刚开始写这些文字是受余华的影响，当时他替《读书》向我约稿，写完几篇之后，就不可收拾了，一直到今天还在写《浮士德》。这些文字的初衷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理解本质的我，也为将来我写自己作品的评论做准备。但同时，它们不也给别的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吗？《读书》上有热情的读者说，他将重新读残雪的作品，还有不少人都向我表达了类似的想法。现在我更有信心了，我想，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中国恐怕没人做了。铁的桎梏束紧了人们的想象力，文艺界总是众口一词，毫无新意。我决心把这个工作做好，做到底。现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关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评论，年内还将在北京三联读书文丛出版莎士比亚和“浮士德”的评论。我写这些文字比写小说花的精力要大，一般是将一本书反反复复看，突破蒙昧，达到顿悟，其过程也有点神秘，类似于博尔赫斯向我们揭示的阅读方法。

问：你现在的生活状况与你的写作之间关系如何？你认为哪些外部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构成压力和影响，你是如何对待的？

答：我现在生活基本上都是为我的写作服务的，我努力锻炼身体，以便写得更多，实际上我也已经写得很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写。世俗生活的刺激既是创作的源泉又影响创作，我总是很快将负面效应克服，现在已相当老练了。

问：你的作品已经有许多文字翻译，介绍到别的国家去，这使你成为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但是，正如弗罗斯特所说的，诗是翻译后失去的那一部分，你考虑过没有，当你的文字翻译成别的语言后，会不会有哪些独特的东西丧失了呢？

答：任何作品翻译成别的语言都会丧失很多东西，但同时也会意外地获得很多东西，我丝毫不为这种事担心。这有什么不好呢？文化交流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当然那种媚俗的、不尊重作品的翻译除外，碰到那种情况，我干脆拒绝翻译。各种文化的交流都是在“误解”中进行的，因为怕误解就不去交流是愚蠢的。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不同人种的灵魂的结构是一样的。

问：在你提供给我的著作目录中，我发现域外对你的作品翻译出版中以日本为最多，这不仅仅取决于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状况吧？

答：我的作品之所以在日本介绍得多，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文学上的知音——近藤直子女士。这位汉学家同残雪“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评论为日本读者打开了一条理解残雪作品的通道。她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近作《有狼的风景》一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资深汉学家岸阳子和井口晃两位老师也介绍过残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