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女 第十节

我记得自己有一些年坐在夜大的教室里，夜晚的大学，我生命中唯一的希望。在更早以前，我那位厂医姐姐曾经说，这就是溺水者的救生圈。她的话固然有理，但未曾预见到时代的变迁，这鸡毛文凭在我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值了，它从救生圈贬值为稻草，跟着我急速下沉，而厂医姐姐已经出国，坐上她的邮轮去往黄金海岸上班。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她说过什么至理名言，我能想起的是她的身体，在夜晚像海草缠着我，到了白天又像礁石一样硌住我，我对她的所有承诺都是为了能留在她的床上，和她鬼混到死。她身体柔软，暖和，性爱技巧超群，他妈的，令我难忘，并假装充实，假装上进而且幽默。这些秘密她都不知道，但她知道我本性矬逼，不爱说出真相，专门打些诡异的比方。

在她离去后，我给她写了封信，抱怨现在行情不好，读了夜大也找不到工作。她没有回我的信，大概被我唠叨怕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在没有她的日子里，我还得去夜大上学。这是戴城大学办的成人高校，当时我念到三年级，快毕业了，我用自己毕生的智力搞懂了高等数学，但当这帮老师要我把微积分应用到统计学的时候，我就像精神崩溃一样，不但不会，连数钱都不利索了。自此我去买香烟就没数过找头，人爱找我多少就多少。我成了个数盲。

夜大蛮好玩的，老师都很水。我也谅解他们，想想看，面对着一教室的工人、营业员、花匠、公共汽车售票员，有什么意思？我们班上最体面的是一个银行职员，他中专毕业通过家里的关系进了储蓄所，然后打算再弄张大专文凭。他挣得很多，天天穿西装上班上学，戴金丝边的眼镜，但老师们不大喜欢他，因为这个矬人的拷机总是在上课时嘀嘀响。拷机这玩意儿现在没有了，当时可时髦了，好些做营业员的女同学都爱上了他，动不动就拷他一下，好像逗弄他的关键部位。

除去这一位，剩下的男生都很寒碜。我有个交好的同学是花匠，在医院里负责搞绿化，这活并不轻松，得跟肥料打交道，时不时地他身上会飘出些可疑的味道。但他很乐观，甚至还追求了一个化妆品柜台的女同学，可惜没追上，人家嫌他不好闻。有一天他说，经过努力（送礼和苦干），他现在不做花匠了，在医院里收费。我去看他，发现他是在化验处旁边的一个小间里，专门负责开票，离屎尿还是很近，而且不许戴口罩。我这么说，一点没有歧视他的意思，只是有点惋惜。

厂医姐姐跑路以后，老子动力枯竭，不想念书了。有个老师劝我，混个文凭也好，学费年年都涨，就当是抵抗通货膨胀吧。夜大文凭犹如一张过期的船票，时代的巨轮就要启航，我连滚带爬、哭着跑着想要登上这艘船，如果脱班，那我就一辈子都得留在码头上啦。

那时人口素质爆炸式地提升，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夜晚的野鸡大学就等于是夜里上班的小姐，极受社会歧视。在我的少年时代，社会不发达，都没受过什么教育，高中生已经是平均水平了。我的统计学老师说，别以为平均值就可以自满，社会是金字塔形的，并且这个塔就像一摊溶化了的糖浆，塔尖越来越细，塔底越来越软趴，平均值就意味着你是社会底层。我说：难道大学生会像农民工一样吗？统计学老师说：一点没错。

我记得厂医姐姐临走前说过：以后的日子，你要猜准。这话我一直不明白，猜什么，怎么猜。后来经历过很长的时间，长到足以将自己的前半生结束掉，我才隐约明白，“猜”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猜准”是一种生活能力。假如我变成玄学家，那么一切都不用去猜，一切都可以是正确答案，但这么做我很容易倒毙在街上。厂医姐姐对我的未来没什么期望，只愿我积极上进，活得长一点，赌博手气好一点。

一九九六年是我比较荒凉的一年，但我不太想用荒凉这种滥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我没工作，没钱，没女人，文凭能不能拿到手还不知道，因为我挂科太多，都快把我愁死了。后来我的花匠同学说，别怕，这个是自费野鸡大学，你要是拿不到文凭，就把老师全都扔到糖精锅子里去。

“可我已经辞职啦。”我说。

花匠说了句真话：“夜大文凭本来就是骗骗国营企业的傻逼的。到外企也好，私企也好，都得有点真本事。你学会会计了吗？”

当然没有。

我最头疼的那门课就是统计学，课本上基本没有汉字，全是数字和表格，看得我瞳孔扩散，想死。统计学老师是个靠四十岁的老帅哥，他很清高，讲话恶毒。有一次我迟到，他指着我说：“路小路，你应该去上夜大。”我摸着脑袋说自己上的就是夜大。统计学老师淡淡地抖开包袱：“我说的是后半夜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