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6/9页）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就在全国议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表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虽然我们经常说着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东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