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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都想患数盲症，就像我哥哥当年下乡时做梦都想患一种重病一样。假如我成了数盲，就能躲开柴油机，重新获得我的雕刻刀、画室、彩色毛线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哥哥当年想得一种病，则是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要知道他天生是一个饭桶，粗茶淡饭吃多少都不饱，非吃肉不可。我现在就落到了他当年的困境里。我们哥俩都只有一种方法来脱困，就是真的得上这种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运动短裤得上的，虽然有往龟头上抹蛋清等等绝妙的手段，他却不敢尝试。所以他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辈子都好不了，现在住在得克萨斯的沙漠里。而我则只能朝数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凭良心说，我一点不想争当数盲，只要能做原来的工作就完全满意了。这一点数盲一定能知道。我个人以为，一个人设计的公共汽车是一口老母猪，足以说明他已经无可救药，不一定非要让他完全不识数。但是我也知道，什么人是无可救药，什么人不是，只有数盲才知道。

我说我做梦都想得数盲症，但是梦醒后会为这些梦感到羞愧。假如我们都得了数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要饿饭了。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中年男人们，倒是不值得同情。因为我们都有数盲症，没饭吃，可以吃鸡鸭鱼肉毒蛇王八。女人们又怎么办？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浑浑噩噩，世界上就会没有爱情，她们怎么活呀。但是我们自己又没问题——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和家属过家庭生活就够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认识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楼房。其实那不是雪，而是一片盐碱地。当时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了。楼房前面有几棵杨树，所有的叶子全都卷着。当时的污染也已经很严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长），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第一课是扫盲课，我们都是科盲。老师进来我喊起立，发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极难看的列宁服。所以坐下之后就举手发言道：报告老师，你的衣服很难看——我给你打件毛衣吧。那时候她工学院还没毕业，在速校实习，一看学生都有胡子，心里已经发慌，我的发言又有调戏之嫌，登时面红耳赤。后来她就专拣我来提问，比方说：在黑板上画个根号，问道：老大哥，你看它像个什么？我看了半天，它像个有电的警告符号，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师！她又画个积分号，这回不用她问，我就说：这像一泡屎！在她看来，我像个存心捣蛋的混蛋（其实我不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真诚），同时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她决心迎接这种挑战。

礼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电话。她先问老左床上如何——这话一早上听了十遍了，我听了着实恼火，吼了起来：你们不要这样墙倒众人推！老左怎么了？再怎么她还有点同情心！（其实她是没有的，否则就不会让我摸她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成一束，虎口以上溢出的部分还算有点模样）……我前妻听了以后，叹口气说：是嘛，我没同情心——告诉你，你的事有希望了。这几天你自己当点心。我听了面红耳赤，因为我一直在托她给我办出国手续。这件事难于上青天，但她居然办出了眉目。我着脸问，是怎么个情形？她说，电话里不能讲，下班她过来。但是下了班她过来，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个小黑屋里，脑袋上满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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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识数的人来说，自己存在是唯一确定无疑的事。这可以叫做实事求是，也可以叫做无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东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认了这些事，就承认了有所谓无可奈何。你识数，这就是无可奈何。有的声音好听，有的声音不好听；有的东西好看，有的东西不好看。这些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该干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能想到当个领导，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国，和我哥哥、嫂子、我年过八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想弄个画室重操旧业。我哥哥隔段时间就托人带一份文件，让我办出国手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技术人员出国，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电话里说：你干吗非识数不可？这是一种暗示——他一定记得好多年前给我讲过知青装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听懂。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数盲这种病不能装，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这种病，我还下不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