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老胡同1号（第3/7页）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民进”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隔墙从未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陈家，是致公党“外来户”。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十三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卜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劳动教养。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儿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卧病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他们家拥有全楼唯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一九六九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一九五一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一九四五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戴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