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第5/9页)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六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联。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十一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二○○七年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叉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 “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谔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嘬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一九六七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名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