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

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我们六个同班同学——张潜、潘宗福、杨晓云、张友筑、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车。

从八月十八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文革”新的高潮——大串联。中共中央文件指示，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交流革命经验，交通及生活补贴由国家支付。于是全国火车及公共交通对大中学生全部免费，各地还纷纷成立接待站，管吃管住。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助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消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一九六五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二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