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第2/3页）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　，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三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四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滴答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