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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钱对父亲是多么重要。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心里没有钱。

一天晚饭后，母亲给父亲说她们单位分了一个副高指标，让父亲托关系给她们领导说一下。父亲说有什么说的，轮到你就评，轮不到就别评，说什么。母亲说如果评上副高，一年就是将近四千元。父亲说四千元很重要吗？母亲说你是说四千元不重要？父亲说，说它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知道四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一次失火，一次被盗。母亲说纯粹是混账逻辑。父亲说你就操心给学生把课上好就行了，别再整天钱呀钱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平为福。如果平顺，我们的那几个工资足够花了。如果我不嫖风，你不养汉，没有灾，没有病，儿子出息，日子太平，就我们现在的工资，我都觉得花不完了。母亲说，嗨，你吹牛真不怕把鼻子吹歪，把牙吹掉，把嘴吹豁，就你那几个瘦钱儿，还敢说够花了。如果不是碰上本大娘，如果换了别人，你怕连给人家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得够，还敢说够花了。父亲说是啊，我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命大啊，好老婆就是钱啊，就是职称啊。好儿子也同样，老人不是说过么，养下儿子比我强，要它银钱做什么，养下儿子不如我，要它银钱又做什么。母亲说就你臭词多。父亲说这可是真理啊。假如你的儿子比你厉害，他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假如你的儿子是个败家子，即便是你存下百万千万，他也会一晚上给你挥霍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母亲说如果儿子考上大学呢？如果儿子要出国留学呢？儿子总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把学费挣好再去上大学吧？父亲说刘飞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任利敏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的父亲又出了多少钱呢？母亲说你的儿子能比上人家刘飞？能比上人家任利敏？（刘飞和任利敏是省上的文理科状元，学费被所招的大学免掉，另外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奖励了几万元）也不瞧瞧自己。父亲说，那可不一定，我的儿子咋了？今年不是考上初中了吗，不是给你把一万元插班费省下了吗？一万元，不就是一级职称吗？既然今年能给我把一万元省下，谁说他就不会将来给我把几万元省下？父亲说这话时，嗓门特别大，我知道他是要我百分之二百地听见。母亲说那好吧，你就等着儿子给你把几万元省下吧，从今天起，我可是有几个花几个。父亲说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人挣钱就是花的，你也别太抠了，也买些高档衣服，也买些高档化妆品，再不要往脸上涂石膏（父亲一直把母亲的低档化妆品叫石膏）了，再不要为了一分钱和小摊小贩讨价还价了。

父亲这样说母亲，并不是说他就有多少“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些特别。

在他工作的那个机关大院里，谁不知道父亲是个土起来能够土得掉渣的土老帽，洋起来能够洋得让人胃里直泛酸的酷仔。有时候，父亲会把祖母从老家带来的棉袄、棉裤、棉鞋穿到单位上去，配以稻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纯粹一个农民；有时候父亲又会西装革履，风衣领带，白脸净面，俨然一个特派员；更多的时候，父亲则是一身深蓝色休闲服，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黄书包。随着这个黄书包的到来，一个平时再枯燥不过的父亲多少有了一些诗意。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这个小城第一个背黄书包上班的人。别人肯定十分羡慕，但在当时当地的商场是无法找到那种黄书包的。因为父亲的那个黄书包是当年他考上大学时一个同学送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舍得用，一直保存着。只是不时在母亲不在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这是我的猜测）。一次被我碰到了，父亲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的甜蜜，然后用一个现在市面上同样找不到的、上面绣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帕把它重新包好，放进柜子。不知为何，有一天，父亲终于把它拿出来，每天背着它去上班，上街，会友，转书店，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他兼职的大学上课。想想，一个略带忧郁的诗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有心没肝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在校园里款款而行，走进教室，走进会场，黄书包里装着一本杂志，因为书包小，半截杂志就露在外面，人们看不到杂志的全名，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人民”二字。想想，那该是多么酷啊。谁能保证父亲的这一佩饰不会让一些感情丰富的女同胞怦然心动？说不定还有不少女孩子因此喜欢上父亲，狂热地给父亲写过情诗呢。真是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