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第5/36页）

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招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电话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父亲，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的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之后，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

就是那段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会突然传出笑声，我原以为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呢。不想进去一看，却是他独自在那里傻笑。

他在笑什么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们母子难以接受。

一天，我和母亲回家，屋子里有一股呛鼻的气味。一进客厅，才知是从一个陌生人身上发出来的。父亲正和那人在客厅里聊天。那人破烂而又油腻的衣服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看成是父亲的客人。但他们的谈兴却是少见的浓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丝毫没有要在晚饭前结束的迹象。父亲果然要留那人在家里吃饭。父亲到厨房吩咐母亲多做一个人的饭，母亲的脸就直吊到腔子上去了。但母亲没有在现场发作，这是母亲的风格。饭做好，母亲准备了两套餐具，显然是要实行分餐制，却被父亲重新倒进两个大盘子里去了。按照父亲的规矩，家里来了客人我们必须在一起吃饭，并且我和母亲要高度警惕，除了向客人劝饭，还要紧盯着客人的碗，一发现客人碗里没有饭就要马上去盛，不允许有时间差存在。而他自己则装得没事似的，继续和客人谈话，给人一种不屑于操心给客人盛饭，劝客人进菜这些小事的样子，父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这些小事他的好客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做得很到家了，用不着他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