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很好的锻炼（第2/4页）

利普饭店将是你去吃喝的地方。

利普饭店很快就能走到，每经过一个供吃喝的地方，我的胃，跟我的眼睛或鼻子一样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使这样的步行增添了乐趣。这啤酒餐厅里人很少，我在那张靠墙的长椅上坐下来，背后是一面大镜子，前面有张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说来一杯上好的，来一大玻璃杯足足有一公升的，还要了一份土豆色拉。

啤酒很冷冽，非常好喝。油煎土豆很硬，在卤汁里泡过的，橄榄油味道很鲜美。我在土豆上撒了点儿黑胡椒面，把面包在橄榄油里浸湿。喝了一大口啤酒后，我慢慢地吃喝起来。油煎土豆吃完后，我又要了一客，加上一客烟熏香肠。这是一种像又粗又大的法兰克福红肠的东西，一劈为二，涂上特别的芥末酱。

我用面包把橄榄油和芥末酱一扫而光，慢慢地呷着啤酒，等到啤酒开始失去凉意，才一饮而尽，然后要了半升一杯的啤酒，看着侍者把酒注入杯内。这似乎比那杯上好啤酒更凉，我一口就喝下了半杯。

我向来并不心烦，我想。我知道我那些短篇小说是不错的，在国内终究会有人愿意出版的。当我停止干新闻工作时，我确信这些短篇小说就会出版的。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给退了回来。使我充满信心的是爱德华·奥布赖恩〔6〕把我那篇《我的老头儿》编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并且把那一年的那一集题献给我。这时我笑出了声，又喝了些啤酒。那个短篇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不顾一切破例把它收入选集。我又一次笑出了声，侍者看了我一眼。这很可笑，因为尽管做到了这一切，他居然把我的名字都拼错了。那是哈德莉那次把我写的作品全放在衣箱里在里昂车站给人偷去以后仅存的两篇中的一篇，她原想把那些手稿带到洛桑来给我，让我惊喜，这样我们山区度假时我就可以在原稿上加工了。她当初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写的副本一古脑儿放进了一只只马尼拉纸纸夹中。我拥有这一篇小说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7〕曾把它寄给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后来把它退了回来。于是在其他所有稿件都被偷走之际，它正在邮寄途中。另一个短篇则是叫做《在密执安北部》的那一篇，是在斯泰因小姐来我们的公寓之前写成的。因为她说这篇小说有伤大雅，我始终没有誊抄出来。它一直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抽屉里放着。

所以在我们离开洛桑往南到了意大利以后，我把那篇写赛马的短篇给奥布赖恩看。他是个文雅、腼腆的人，脸色苍白，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和一头他自己修剪的笔直难看的长发，当时他作为一个寄宿者住在一所俯临拉帕洛〔8〕的修道院里。那时我的处境很不好，自以为再也不能写什么了，于是把那篇小说当作一件新奇的东西给他看，就像你可能会愚蠢地把你说过已不知怎地丢失了的一只轮船上用的罗经柜给人看，或者像你抬起一只穿着皮靴的脚，开玩笑说在一次飞机失事后已给截去了。等他读了这个短篇，我看出他远比我为之伤心〔9〕。我从没见过有谁曾被死亡或不堪忍受的苦难以外的什么事弄得这么伤心过，除了哈德莉在告诉我那些稿件全都不翼而飞的时候。她起先哭了又哭，没法启齿告诉我。我对她说不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坏到那种程度，不管它是什么都没有问题，不用烦恼。我们会努力补救的。于是，她终于告诉了我。我相信她不会把复写的副本也一起带来的，就雇了一个人代替我去采访新闻。那时我干新闻工作很赚钱，便乘火车前往巴黎。情况确实是那样，我还记得我开门进了公寓，发现确实什么都没有了以后，那天晚上我都干了些什么。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而钦克曾教过我千万别谈论意外事故；因此我叫奥布赖恩别感到太难过。丢失了早期作品，也许对我是件好事，我给他讲了一大套你灌输给军队的那种鼓舞士气的话。我准备重新开始写短篇，我说，尽管我这样说，不过是想用谎话使他不要感到那么难过，我知道我是会这样做的。

接着我在利普饭店开始回想自从那些作品都丢失后我是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写第一个短篇的。那是在科蒂纳·丹佩佐〔10〕，当时我不得不打断了春季的滑雪活动，被派往莱因兰和鲁尔区采访，事后才去那儿与哈德莉会合。那是一个极简单的短篇，叫做《禁捕季节》，我把老头儿上吊自杀的真实的结尾略去了。这是根据我的新理论删去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省略了而省略的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并且使人们感觉到某些比他们理解的更多的东西，你就能省略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