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永远没有个完（第3/6页）

有一年圣诞节上演了汉斯·萨克斯〔8〕创作的一出戏，是那位学校校长导演的。那是一出很好的戏，我给地区的报纸写了一篇剧评，由旅馆主人译成德文。另外有一年，来了一位剃着光头、脸有伤疤的德国前海军军官，作了一次关于日德兰半岛战役〔9〕的演讲。幻灯片显示双方舰队的调遣行动，那海军军官用一根台球杆做教鞭，指出杰利科〔10〕的懦怯表现，有时他忿怒得嗓音都嘶哑了。那校长生怕他会用台球杆把屏幕都刺穿。演讲结束后，这位前海军军官仍旧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因此小酒店里人人都感到不安。只有检察官和那位银行家陪他一起喝酒，他们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边。伦特先生是莱茵兰〔11〕人，他不愿参加这次演讲会。有一对从维也纳来的夫妇，是来滑雪的，但是不愿去高山地区，所以离开这里去了苏尔斯，我听说，他们在那里的一次雪崩中丧了生。那个男的曾说正是这个演讲者这种蠢猪断送了德国，而且二十年之内还会再干上一次。同他一起来的女人用法语叫他闭上嘴巴，说这里是个小地方，你哪知道会出什么事？

正是那年有许多人死于雪崩。第一次大失事是在阿尔贝格山隘北的莱希，就在离我们那个山谷不远的高山上。有一批德国人趁圣诞假期想上这儿来跟伦特先生一起滑雪。那年雪下得晚，当一场大雪来临时，那些山丘和山坡因为阳光的照射还是温暖的。雪积得很厚，像干粉那样，根本没有和地面凝结。对滑雪的条件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所以伦特先生曾发电报叫这批柏林人不要来。但那是他们的节假日，他们显得很无知，不怕雪崩。他们到了莱希，但伦特先生拒绝带他们出发。他们中有一个人骂他是懦夫，他们说要自己去滑雪。最后他把他们带到他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山坡上。他自己先滑了过去，他们随后跟上，突然间，整个山坡一下子崩塌下来，像潮水涨起盖住了他们。挖出了十三个人，其中九人已经死去。那家阿尔卑斯山滑雪学校在出事前就并不兴旺，而事后我们几乎成了唯一的学员。我们成为钻研雪崩的专家，懂得不同类型的雪崩，怎样躲避雪崩，如果被困在一场雪崩中该如何行动。那年我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雪崩时期完成的。

我记得那个多雪崩的冬天最糟的一件事是关于有一个被挖出来的人。他曾蹲坐下来，用两臂在头的前面围成一个方框，这是人家教我们这样做的，这样在雪盖住你的时候能有呼吸的空间。那是一次大雪崩，要把每个人都挖出来得花很长一段时间，而这个人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他死了没多久，脖子给磨穿了，筋和骨头都露了出来。他曾顶着雪的压力把头摆来摆去。在这次雪崩中，一定有些已压得很坚实的陈雪混合在这崩泻的较轻的新雪中了。我们无法肯定他是有意这样摆头还是神经失常了。但不管怎样，当地的神父拒绝将他埋葬在奉为神圣的墓地里，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天主教徒。

我们住在施伦斯的时候，经常爬上山谷长途旅行到那小客栈去过夜，然后出发登山前往马德莱恩屋。那是一家非常漂亮的老客栈，我们吃饭饮酒的房间四面的板壁多年来擦拭得像丝绸般发亮。桌子和椅子也都是这样。我们把卧室的窗子打开，两人紧挨着睡在大床上，身上盖着羽毛被子，星星离我们很近而且十分明亮。清晨，吃了早餐，我们装备齐全上路，开始在黑暗中登山，星星离我们很近而且十分明亮，我们把滑雪板扛在肩上。那些脚夫的滑雪板较短，他们背着很重的背囊。我们彼此比赛谁能背最重的背包登山，但是谁也比不过那些脚夫，这些身材矮胖、面色阴沉的农民，只会讲蒙塔丰河谷〔12〕的方言，爬起山来沉着稳定得像驮马，到了山顶，那阿尔卑斯高山俱乐部就建筑在积雪的冰川旁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他们靠着俱乐部的石墙卸下背囊，要求得到比原先讲好的价钱更多的报酬，等拿到了一笔双方妥协的钱，便像土地神似地踩着他们的短滑雪板箭一般地滑下山去了。

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德国姑娘，她陪我们一起滑雪。她是个极好的高山滑雪者，身材娇小，体态优美，能背跟我的一样重的帆布背包而且背的时间比我长。

“那些脚夫老是望着我们，仿佛巴不得把我们当尸体背下山去，”她说。“他们定下了上山的价钱，可是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一次不向客人多要钱的。”

冬天，我在施伦斯蓄了一部大胡子，免得在高山的雪地上让阳光把我的脸严重地灼伤，并且也不愿费事去理发。有一晚，时间很晚了，我踩着滑雪板在运送木材的小道下滑时，伦特先生告诉我，我在施伦斯另一边的路上遇到的那些农民管我叫“黑脸基督”。他说有些人来到那家小酒店，把我叫做“喝樱桃白兰地的黑基督”。可是在蒙塔丰河谷又高又远的另一端，我们雇来攀登马德莱恩屋的那些农民，却把我们看作洋鬼子，本该离这些高山远远的，却偏偏闯了进来。我们不等天亮就出发，为了不让太阳升起后使雪崩地段在我们通过时造成危险，我们这种做法并没有赢得他们的称赞。这不过证明我们像所有的洋鬼子一样狡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