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对大学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才产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学德国语文学为主系的想法。我之所以选了希腊文而又没有去上课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动了念头，想以欧洲古典语文学为主系。后来听说，德国文科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学习过8年拉丁文和6年希腊文。我在这方面什么时候能赶上德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呢？处于绝对的劣势，我怎么能够同天资相当高的德国大学生去竞争呢？我于是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把念头转向德国语文学。我毕竟还是读过Holderlin的诗的中国大学生嘛。

正在彷徨犹豫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我偶尔走到大学教务处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开课的课程表。我大吃一惊，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到了Prof. Waldschmidt开梵文的课程表。这不正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门课程吗？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他回答说，他不开。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用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立即决定：选梵文。

这一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一件事是分不开的。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佛家讲“因缘和合”，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个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并不迷信；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发轫的话，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发轫。我多次说过，我少无大志，干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学术研究何独不然！此时距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又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25岁，时间是1936年5月13日，“学习簿”上有准确的记载。

上第一堂梵文课是在5月26日，地点是大学图书馆对门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当年两个伟大的德国科学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实验、发明电报的地方。房子有三层楼，已经十分古旧，也被称为“东方研究所”，因为哥廷根大学的几个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所都设在这里。一楼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伦亚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二楼是印度学研究所、中东语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语言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虽然在楼上，上课却有时在楼下。所有这些语言，选的学生都很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课就在楼下的一间极小的教室里上。根据我的“学习簿”上的记载，我Anmeldung的时间是1936年5月26日，这也就是第一堂课开始的日子，也是我开始学习梵文的时候。选这一门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教授就是我毕业的恩师Ernst Waldschmidt。他刚从柏林大学的讲师位置上调来哥廷根大学充任正教授。他的前任Emli Sieg教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刚刚由于年龄关系离任退休。Waldschmidt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他的老师是梵文大师、蜚声全球的Heinrich Luders教授。Luders在梵文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古代梵文碑铭研究方面，是一代泰斗。印度新发现的碑铭，本国的梵文学者百读不通，总会说：“到德国柏林大学去找Luders。”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学时也是Luders的弟子，同Waldschmidt是同门，Waldschmidt有时会对我提起此事。在德国梵文学者中，Waldschmidt也享有崇高的威望。Sieg就曾亲口对我说过：“Der Luders ist ganz fabelhaft!”（这个Luders简直是“神”了）Waldschmidt继承师门传统，毕生从事中国新疆出土的古代梵文典籍的研究。这些梵典基本上都属于佛教，间亦有极少数例外。此外，他对中亚和新疆古代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插入一段话，先讲一讲德国，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对一般东方学，特别是对梵文研究的历史和一般情况，这对于了解我的研究过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德国朋友有时对我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以算是民族性吧，越离他们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这是德国人的“夫子自道”，应该说是可靠的。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话真是八九不离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从时间上来看，离开他们很远，所以他们感兴趣；因此，欧洲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德国堪称独霸。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古代东方对他们很遥远，所以他们更感兴趣；因此，德国的东方学也称霸世界。后来一些庸俗的政治学家，专门从政治上，从德国一些统治者企图扩张领土的野心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虽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在研究学问方面，民族的心理因素决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