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第2/4页）

德国立国的时间并不太长，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时间就更短。可是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对东方感兴趣，这可以算是东方学的萌芽吧。许多德国伟大的学者都对东方感兴趣，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Leibniz（1646年—1710年）通晓中国和印度等东方主要国家的典籍和学问。Hegel（1770年—1831年）、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等都了解东方学术，后者的哲学思想深受印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Goethe，1749年—1832年），对东方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想推崇备至，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读一读他的文学作品，就能够一清二楚。他的杰作《浮士德》一开头就模仿了印度剧本的技巧。他又作诗歌颂印度古诗人迦梨陀婆的《沙恭达罗》，想把这个印度剧本搬上德国舞台。再读一读他同艾克曼的《谈话录》，经常可以读到他对中国或印度文学的赞美之辞。他晚年对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占不到什么地位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的高度赞扬，也是人们所熟知的。

德国的梵文研究是什么情况呢？在欧洲，梵文研究起步很晚，比中国要晚上一千多年。原因很明显，由于佛教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对梵文的研究以后就跟踪而起；虽然支离破碎，不成什么气候，但毕竟有了开端。而欧洲则不然，直至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印度，才开始有梵学的研究。“近水楼台先得月”，按理说，英国应当首开其端。英国人Walliam Jones确实在18世纪末就已把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由梵文译为英文，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但是真正的梵学研究并未开端。开始的地点是在法国巴黎。一些早期的德国梵文学者——从他们的造诣来看，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学者——比如早期的浪漫诗人Friedrich Schlegel（1772年—1829年）就曾到巴黎去学过梵文。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Franz Bopp（1791年—1867年），是一个德国学者，他也学过梵文。传统的比较语言学都是以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最坚实的基础的。因为在所有的印欧语言中，这几种古老的语言语法变化最复杂、最容易解剖分析。后来的语言语法变化日趋简单，原始的形式都几乎看不出来了，这大大地不利于解剖分析，难于追本溯源以建立语言发展规律。一直到今天，相沿成习，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必须具备梵文知识。德国有的大学中，梵文讲座和比较语言学讲座集中在一位教授身上。此外，建立比较文学史的学者Th. Benfey（1809年—1881年），也是一个德国人。他对印度古代梵文名著《五卷书》（后来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改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进行了追踪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史，实际上也可以算是比较文学的前身。他当然也是个梵文学者。19世纪，世界梵文研究的中心在德国，比较语言学的中心也在德国。当时名家辈出，灿如繁星。美国的梵学研究的奠基人Whitney是德国留学生。英国最伟大的梵文学者MaxMuller（1823年—1900年），是《梨俱吠陀》梵文原本的校订出版者，他也是德国人。

至于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也是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的。记得Th. Benfey就曾在这里呆过。被印度学者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学家”的Wackernagel也曾在哥廷根大学呆过。他那一部《古代印度文文法》（Altin-dische Grammatik）蜚声世界学坛。他好像是比较语言学的教授。真正的梵文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是在印度呆了很长时间的F. Kielhom，他专治梵文语法学。他的《梵文文法》有德文和英文两个本子，在梵学界享有极高的权威。他的接班人是H. Oldenberg，是一位博学多能的印度学家，研究的范围极广，既涉及梵文，又涉及巴利文；既涉及佛教，又涉及印度教（婆罗门教）。他既是一个谨严的考证学家，又是一个极富有文采的作家。他的那一部名著《佛陀》，德文原文印行了20多版，又被译为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其权威性至今仍在。Oldenberg的接班人是Emil Sieg教授。在梵文方面，Sieg的专长是《吠陀》波你尼语法和《大疏》（Mahābhāsya）。德国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发掘出来了大量用婆罗米字母写的残卷，其中有梵文，由Luders、Waldschmidt、Hoffmann等学人加以校订出版，影响了全世界的梵学研究。这个传统由Waldschmidt带到了哥廷根大学，至今仍然是研究重点之一。除了整理研究残卷本身，还出版了一部《吐鲁番梵文残卷字典》。这些残卷，虽然是用同一种字母写成的，但却不是同一种语言。除梵文外还有一些别的语言，吐火罗文A（焉者文）和B（龟兹文）都包括在里面。详细情况下面再谈。在治梵文的同时，Sieg教授又从事吐火罗文的解读工作。Sieg先生的接班人就是Waldschmidt先生，换届时间正是我来到哥廷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