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第3/4页）

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德国的梵学研究的历史以及哥廷根大学梵学研究的师承情况。山有根，水有源，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我自己学习梵文的师承来源。上面这一篇很冗长又颇为显得有点节外生枝的叙述，决非无用的废话。

现在回头再来谈我第一次上课的情况。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老外”，我最初颇为担心，颇怕教授宣布不开课。我听说，国内外都有一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一个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Wald-schmidt不但没有宣布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先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才正式开课。课本用的是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Elementarbuch des Sanskrit）。提起此书，真正是大大地有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已经出了17版，还被译成了许多外语出版。1960年，我在北京大学开梵文课时，采用的就是这一本书。原文是德文，我用汉文意译，写成讲义。一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中国学坛上的七八位梵文学者，都是用这本书开蒙的。梵文语法变化极为复杂，但是这一本薄薄的小书，却能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极其准确地叙述那一套稀奇古怪的语法变化形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敬佩。顺便说一句，此书已经由我的学生段晴和钱文忠，根据我的讲义，补充完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waldschmidt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方法。第一堂课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一律不再讲解，全由我自己去阅读。我们每上一堂课，都在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19世纪德国一位东方学家说，教学生外语，拿教游泳来做比方，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倘不淹死，即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方法被批判为“德国法西斯的教学方法”，为此我还多挨了几次批斗。实际上却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外语，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一下子就进入实践，这比无休无止地讲解分析效果要好得多。不过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每周两小时的课，我要费上一两天的时间来备课。在课堂上，学生念梵文，又将梵文译为德文，教授只从旁帮助改正。一个教授面对一个学生，每周两小时的课，转瞬就过。可是没想到这么一来，从5月26日Anmeldung到6月30日Abmel-dung，不到四十天的工夫，这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我们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例句几乎全部念完，一整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今天回想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奇迹。

这里还要写上一个虽极简短但却极为重要的插曲。在最后一堂课结束时，waldschmidt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决定以印度学为主系呢？”我立即回答说：“是的。”这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学术道路。大概他对我的学习还是满意的。

到了1936年至1937年冬学期，我当然又选了梵文。Anmeldung的时间，也就是本学期第一堂上课的时间是1936年12月7日。Abmeldung的时间是1937年2月19日，共上课两个月加12天。念的课文是Stenzler书上附录的“阅读文选”、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这也是德国梵文教学的传统做法。记得是从这学期开始，班上增加了一个学生，名叫Heinrich Muller，是一个以历史为主系的德国学生。他已经是一个老学生，学历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经跟Sieg教授学过两个学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学为副系，所以又选了梵文，从此就结束了我一个人独霸讲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才又离开了课堂。他初来时，我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毕竟比我早学两个学期。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虽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可他并不能驾驭梵文那种既复杂又奇特的语法现象。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老师猛然提出一个语法问题，Muller乍听之下，立即慌张起来，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Waldschmidt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容易发火。他的火越大，Muller的窘态越厉害，往往出现难堪的局面。后来我教梵文时，也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因此我悟到，梵文虽不神秘，可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通的。Muller被征从军后，还常回校来看我，聊一些军营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10年后离开那里时，Mulle依然是一个大学生。我上面曾提到德国的特产“永恒的学生”，Muller大概就是一个了。

以后班上又陆续增添了两名学生：一名是哥廷根附近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名是靠送信打工上学的Paul Naagel，他的主系是汉学，但没见他选过汉学的课。后来汉学教授Gustav Haloun调往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正教授，哥廷根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汉学教授。Nagel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讨论中国音韵学的论文，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通报》上发表。但是他自己却也成了一个“永恒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