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暮乡关何处是（第3/5页）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道：“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六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精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吗？”

七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