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2/5页）

二、面对社会现实，文学总是那样简单、浅薄和逃避

我总是那样啰唆、重复地四处去说，今天大陆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陆作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写作时机——这里说的最好的写作时机，不是写作的环境，不是写作的真正的自由，而是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复杂、富裕、矛盾和荒谬的境地。任何一个作家、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想把我们的现实搞清理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生活中的故事，远远比小说的故事更为复杂怪诞、跌宕起伏和含意深刻。你看电视、看报纸、看网络和在因所谓的豪华盛世而终日连绵不断、胡吃海喝的饭局晚宴上听到朋友、客人拿着牙签、筷子给你讲的故事和笑话，几乎每一则、每一个，都让你感觉惊愕不已、不可思议而又千真万确。今天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一切，几乎都如天方夜谭。比如说，早在10年前，我回到我们县城时，我们县的县长就笑着对我说：“连科，你们村可真是了不得，改革开放20年，你们村没有死过一个人，也没有生过一个人，更没有一对年轻人结婚。”就是说，因为改革开放，时间在大陆社会变成了前行的列车，而我们村却在时间中停滞了下来。为什么人会不生不死，也不再结婚育子？表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死了你得把国家分给自己的土地交还给国家；那么，为了不上交土地，人死了我也不让这个社会知道有一个生命消失了。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那么，谁家孩子出生了，也就不再上报申请户口，这样就可以生育第二胎、第三胎乃至第四胎。因为结婚去领结婚证要交工本费用，没有别的任何好处，那就索性不领那张结婚证书了，选择个黄道吉日，朋友亲戚，几十、上百，甚至上千人，在这一天里送礼请客，夫妻拜天拜地，这就已经“合法”了，正式结婚了。还有个情况，就是现在在大陆的乡村，未婚先孕、未婚同居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在我们村里，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婚姻是女孩子怀孕了、肚子老大老高了、不得不结婚了，那就双方家长一合谋，选个日子结婚。

我以我的家乡为例来把这些关于死亡、婚姻、育子的事情摆出来，不是为了简单证明今天大陆乡村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复杂。而是说，其实今天的大陆——有学者称是后社会主义时期，非常清晰地有两个社会：一是有政府管理主导的显社会，二是无论都市或乡村，都还有一个被显社会、主体社会掩盖、遮蔽的隐社会和民间社会。无政府主义和金钱至上、欲望至上有了不可思议的结合。但这个民间社会又完全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管理之下。每个大陆人，今天既非生活在30年前大一统的社会里，也非生活在如其他国家与地区那样精神、言说相对宽松、舒展、随意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不生活、穿越在强大的主流社会和普遍存在的民间社会中。你的左边是主体的后社会主义，右边就是奇异的民间社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自成一体的和主体社会既平衡相处又处处对抗的民间社会，与主体社会同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里，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左手握冰、右手拿火一样。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变得异常怪异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们的作家面对这个复杂、怪异的社会，文学写作总是显得那么简单、陈旧、自我和封闭。我们很难有一部作品，可以清晰地描摹出这个社会光怪陆离、变化无穷的状态和社会的未来进行时。社会的急速变化，使面对现实落笔的小说，很快都过时、滞后和没有意义。比如大陆这些年盛行的“下岗文学”、“低层文学”、“打工文学”和所谓的“职场白领小说”，以及总是邪不压正的“反腐文学”等。这些光亮的文学泡沫，总是紧随社会发展的浪花而起伏荡动着道德的光辉。然而，当其内容与形式和复杂的社会比较时，却显得是那样简单、简陋和浅薄，一如一个作家抓一把黄土，撒出去就希望覆盖辽阔的大地一般。

另一方面，当一种作家的写作显得幼稚可笑时，我们所值得期待的另一些作家，又不去直面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以我的直言，我想我不会因此得罪下列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们——有一个事实似乎应该挑破窗纸说出来，就是那些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们的代表作或影响最大的作品，大都和大陆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这一不被人说破的事实，我想今天应该挑破来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尽管也被禁），苏童的《河岸》、《米》，叶兆言的《1934年的爱情》，格非的《人面桃花》，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所谓的“后60年代”的李洱的《花腔》、毕飞宇的《玉米》、麦家的《解密》等等，这么多优秀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恰恰都与中国当今的现实没有关系，或隔着一层，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即便我们不能说最优秀的作家他们是集体对现实逃避——因为以上作家，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关注现实的作品，但他们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又恰恰和今天的现实拉开了距离。形成这一写作态势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陆的文学数十年来遵从“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法条——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宣传机构，仍然在这样号召、鼓励作家们这样写作，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极大的伤害。因此，那些有天赋的作家，便大多在写作中逃避政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以逃避为抵抗，以逃避为唯一的艺术准则。其结果，是在逃避社会政治时，也逃离了社会现实。所谓的“让文学回归文学”，是大家对文学创作最由衷的呐喊；另一方面，它也成了一些作家回避社会现实的借口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