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3/5页）

文学应该超越政治，但不应该回避现实——这应该是个不争的写作规律。但在超越政治、关注现实时，如何让写作在现实题材中高于、大于、可调配于政治，这是作家的才华和能力，不是简单的勇气和胆量。如何在现实生活面前、在社会矛盾中，关注超越了政治的人和人的灵魂，这一点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给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榜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当然，写作如何超越政治（不是逃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一个作家的才思和另外的艺术追求。而今天，我要说的、要表达的，是我们的写作，对中国大陆复杂的社会现实不够关注、视而不见和没有在写作中作出深刻表达的惭愧和内疚，是某种写作面对社会现实，没有尽力而为去洞察和描写的不安。

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少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最近几年，许多作家的写作一反往昔，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就直接描写了大陆的“土改”，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都直接描写了他们所经历和记忆中的“文革”。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地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并不是说关注现实的写作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值得期待的优秀作家在某个时候都重新回头关注现实时，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品”，也许就要产生出来了。或者已经产生出来，只是要假以时日去认识。即便没有产生出来，这至少也可以减少当代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回避写作的那种内疚感。

三、面对中华历史，我们作了什么样的写作选择和思考

“中国经验”——这四个字最近几年不断被大陆的作家和批评家所提及，并以此来论证中国当代文学的得与失。谁都明白，这里说的中国经验是面对世界而言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面对中文读者，我们不需要谈中国经验。我们用方块字讲的发生在中华土地上的一切故事和用其他语言写的华人的人生命运和一事一物，都是中国的经验。但在写作中面对世界文学强调中国经验时，就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吃饭是用筷子而不用刀叉的，也不是说中国的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解放前有脸面的中国男人都穿中山装，女人大多穿旗袍，而是说，当中国小说面对世界文学以及人类的记忆和记忆的扩展、延伸的文学呈现时，我们的记忆——中国记忆是什么。

面对“中国记忆”在文学中的呈现、扩展、延伸时，我们不能不说当代作家有愧于历史。我以自己50岁的年龄而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愧于祖辈在历史中所承受的颠沛的、苦难的记忆。面对“中国记忆”，文学应该坦诚地说自己有了集体的失忆症，如同《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上的居民，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一样。如果说文学应该以艺术的名誉和良知去弄清许多历史内在的情感真相，我们没有把近现代和当代史许多历史情感的真相弄明白；如果说文学不需要弄清历史情感的真相面目，只应该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和文学观去扩展历史的记忆，我们又很少有作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正面地、直接地介入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之中。以辛亥革命之后这将要百年的历史来说，文学回避了中国大革命时期那段混乱、复杂、最有特色的中国记忆；回避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真相记忆；甚至不仅是回避，而且是有意逃避、歪曲了大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中的风风雨雨。对于人在这风风雨雨中的灾难、苦难和尊严与灵魂的丧失，文学集体失忆了。尽管恢复记忆的作品还时有诞生，但在写作中如《日瓦戈医生》那样，把中国记忆的灵魂，历史深层的民族情感、情绪牢牢抓住的作品我们还没有。不得不说，那些值得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记忆”和真正的“民族情感”，在我们的写作中，不是成为避重就轻的文学背景，就是人物故事的点缀温情。我们不应该排除这样“点到为止”、“含蓄曲笔”的写作，但我们也还应该为在“中国记忆”中有意的“集体失忆”而感到羞愧和良知的忐忑。

也正是这样，在近年读到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莫言的《生死疲劳》、《蛙》和苏童的《河岸》，还有贾平凹的《古炉》时，无论它们是不是作家们最好的作品，无论它们是否对“中国记忆”与“中国经验”提供最独有的历史思考和文学个性，我们都会感动和欣慰，感到有一种新的可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