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赋（第6/11页）

六

现代战争的“兰切斯特方程”。

18 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力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被称为“计算派”的军事学派，英国军事学家劳埃德认为，只要熟悉地形，就可以像演算几何题那样计算出一切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主张系统地应用数学方式来研究战争，并描述了作战双方兵力变化的数学方程，这就是现代军事运筹学中有名的“兰切斯特方程”。在这位英格兰人的笔下，战场上的一切都可以量化：步枪的射程、炮弹的杀伤半径、人体肌肉的张力和爆发力、一门迫击炮的战场效率等同于一个步兵排，等等，都可以用方程上的一个符号来表示。西方人真有把什么都换算成数字的天才，例如他们曾用“马的力量” （马力）来量度人或蒸汽机之类的功效；在更早的时候，则在羊皮纸上计算过如何用杠杆来撬起自己脚下的地球。

现代战争已经比兰切斯特走得更远，作战双方几乎可以戴着白手套在计算机上进行较量。这种战争更接近于游戏，因为双方都是在屏幕上展示心智，这时候，你即使像项羽那样“力拔山兮气盖世”，像李元霸那样“恨天无柄、恨地无环”也压根儿不顶用，因为你面对的不再是具有意志和情感的生命个体，在“爱国者”和“飞毛腿”导弹的后面，你很难见到男性发达的肌肉和胸毛，因此，你无法因对方一丝畏怯的眼神而勇猛，或因对方拔山贯日的勇猛而疯狂。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听不见呐喊和呻吟，亦看不到鲜血和死亡的战争，一场没有极度的仇恨、愤怒、痛苦和疯狂的战争，一场无法体验惊心动魄的“对手感”的战争，怎能使生命之美进入巅峰？李广射石，箭没石棱，是因为夜里把草间的巨石误认为猛虎，与虎相搏的对手感使生命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奇迹只能出现在特定情境的瞬间，他后来一再射石，却再也达不到这一水平。“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唐代诗人卢纶就把这种特定的情境渲染得很充分。真正的军人追求的是一种古典的阳刚之美——崇高、庄严、激情和永不枯竭的灵性。但令人沮丧的是，现代战争似乎正在悄悄地投入科学的怀抱，而离艺术越来越远，就像古典式的浪漫爱情正在被红灯区里掐着钟点计费的交易所取代一样。

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人类理智的结晶，它冷静、精辟、有着刀锋一般锐利的质感；而艺术则是生命灵性的笑容，有如晨雾中朦胧的远山，只能感觉却不能触摸。

战争当然也是一种艺术，但战争并不需要本原意义上的艺术天才，艺术天才大多狂放天真，蔑视理性，甚至表现为一种神经质。我们可以随口说出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歌德、普希金、贝多芬、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他们无疑都是天才型的艺术大师，但如果把这些天才放到战场上，他们的光芒肯定会黯淡不少（大诗人拜伦最后的结局就属于这种尴尬）。问题在于，他们有的是才华，却缺少才能，战争需要那种把才华和才能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人（不光是战争，除艺术以外的行业大多如此），一般来说，军事家只需要艺术上的中才，他们有一点艺术感觉，但作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又远远不够，却刚好够得上当一名军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索姆河战役。这次战役本身没有多少可说的，倒是其中的两段小插曲有点意思，很值得一提。一段是某天早晨英军使用了一种诨名叫“坦克”的秘密武器，这种“怪物”虽然给德军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对英军在战术范围内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但战场上的双方当时都并未意识到，这种像运水车似的玩意将会引起军事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索姆河也因此成为军事史家们感兴趣的话题。另一段小插曲是，在索姆河对垒的堑壕里后来走出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大人物，协约国方面，他们是二战中鼎鼎大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和韦维尔元帅、文学家布伦登（《战争基调》）、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梅斯菲尔德（《永恒的宽恕》）和萨松（《通向和平之路》）。从同盟国堑壕里走出来一位下士，他就是二十七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希特勒身边带着一叠写生用的画布和一本叔本华的《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这时候，作为下士的希特勒并不向往当元帅，而是全身心地憧憬着神圣的艺术殿堂，特别是憧憬当一名画家，这是他从十一岁开始就魂牵梦萦的情结。但他没有能考取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的评语上写着：“试画成绩不够满意。”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该生天赋的才华不够，虽然他相当刻苦，光是在维也纳的写生就有七百多幅，其中有一幅题为《维也纳的秋天》的水粉画，当时标价仅一克郎，但还是不能出手。维也纳人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的审美目光是世界上最挑剔的，不能让他们的眼波顾盼生辉的作品，即使一个克郎他们也决不轻抛——顺便交代一下，八十多年以后，希特勒的这幅画被一个美国富婆买去，她付出的价钱是二千四百万美元，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与艺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