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7/28页）

秋间夫人张幼仪只身赴德求学，先生随即到柏林，旋返伦敦。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二十七岁

先生与夫人张幼仪在德国柏林再度聚会。与徐悲鸿相识。

二月二十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三月，与陈通伯同游槐马与耶纳，访葛德、西喇的故居。

是月，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先生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胡适在追悼志摩（《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一文中，对他们的婚变，曾有简要的叙述：

“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A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一一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熟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减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A！’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按：关于先生婚变的事，传说不一。梁实秋在为刘心皇著《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有很公平而客观的叙述：

“徐志摩值得令我们怀念的应该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变故或风流韵事……徐志摩的婚姻前前后后颇多曲折，其中有些情节一般人固然毫无所知，他的较近的亲友们即有所闻亦讳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这也是合于我们中国人‘隐恶扬善’和不揭发隐私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凡是有关别人的婚姻纠纷，局外人最好是不要遽下论断，因为参考资料不足之故。而徐志摩的婚变，性质甚不平常，我们尤宜采取悬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