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羞于说话之时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祇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