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灯记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连日的重感冒和花粉过敏终于止住了，虽说凉风一吹，我仍然头疼欲裂，但是，为了一桩说不清楚要紧还是不要紧的事，我还是坐上了去府中的电车，电车里人迹稀少，沿途所见也和十五年前并无什么分别：高楼，小店铺，广告牌，奔涌的人流，选举车的噪音，一张一张漠然的脸，满世界的樱花都开得像心如死灰的人正在自杀。

　　唯有到了府中车站，往外走时，站台上突然想起了《秋樱》的调子，我的心里还是震颤了片刻。

　　十五年前，我曾经每日里在这车站进出，一草一木无不烂熟于心，所以，一旦在站前的小广场上站定，那些埋伏在身体里的记忆，霎时之间便就全都复活了：往东是绿町，往西是晴见町，更远的地方，还有天神町和分梅町。

　　我要去的地方，正是分梅町，也不知道算不算矫情：我去那里，是要找一盏灯。

　　那盏灯，有半人高，悬挂在一座狭小神社的门口，因为是用紫色的油纸包裹，到了晚上，它便通宵散发着紫色的光芒，每逢下雨的晚上，光影在雨雾里散开，弥散了半条街，看上去，就像一场召唤，如此，哪怕隔得远远的，我也总想快跑两步，好去靠近它。

　　在神社的门口，紫灯照耀之处，有一间电话亭，几乎每隔两三天，我都要去那里给国内打电话，如果下雨或者落雪的夜晚，神社的屋檐下总会三三两两聚着些躲雨躲雪的过路人，过路人里自然也有中国人，这样，我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就能听见屋檐下有人说中文，当然也有心上去攀谈几句，但终于还是没有。

　　——那应该是在圣诞节前后吧？其时，东京虽然没有像往年那样陷入大雪，雨水却是终日不休，下了整整半个月，那天晚上，我从打工的地方回到府中时，已经都快要到了凌晨时分了，终于没能忍住去神社前的电话亭里打个电话，电话却坏了，拨了半天都没拨通，我只好推门而出，颓然离开，却被一个人扑面拦住了。

　　对方说的是中文，径直告诉我，天气实在太冷了，如果我有钱的话，他想找我讨一点，好去买酒喝。见我不知所以，他又接着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因为他听见我一直在电话里愤怒地呼喊着“喂喂喂”。

　　当时，我在东京已近穷途末路，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只是一直没有凑齐回国的路费，我早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好多遍：一旦路费凑齐，一分钟也不要停，立即打道回府。

　　可是，这一晚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因为某种莫名的怨怼，可能仅仅只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竟然毫不心疼自己口袋里一点所剩无几的钱，痛快地答应了找我讨钱买酒的人，而且还提议，先去把酒买来，而后，就在此处，两个人一起喝。

　　他显然没有想到，笑着连声答应，这时候，透过那盏紫灯散出的光晕，我这才看见，他的双眼其实是坏掉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倒是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来一场放纵，既然他的眼睛看不见，我就狂奔到了街角还没关门的最后一家小店，掏出所有的钱，全部买了酒。

　　说起来，还是青春好，手起刀落，不管不顾。

　　酒买回来，雨也下大了，我们端坐在紫灯之下，一人一瓶，身上也就热烘烘地暖和了起来，有时候，当我抬头望见头顶上的紫灯，竟然生出了今夕何夕之感，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在异国，而是在故乡的家门口，母亲和方言，都近在咫尺。

　　多少有些伤感的时候，我便问他所为何来，又何以至此，他其实知道，我是在问他的眼睛，也就如实告诉了我。原来，他是云南人，早我八年就到了东京，一直没能混好，只好四处给人打工，服务员，看门人，在马路上刷油漆，在车站和学校卖电话卡，这些生计，他全都干过。两年前，他在一家垃圾处理公司打工的时候，从吊车上坠进了一处山丘般的玻璃堆，当即，两只眼睛都被玻璃碴刺瞎了，近几年，他一直在忙着和那家垃圾处理公司打官司，但时至今日，他还没有收到一分钱的赔偿款。

　　听完了他的出处和来历，除了默不作声，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终了，还是只能跟他继续干杯。

　　又迟疑了一会，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国，他却让我去看头顶上的灯，然后告诉我，从前，他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这里一共有三盏灯，一大两小，看上去，就像一家人，这么多年下来，两盏小的早就不知所终了，只剩下了最大的一盏还在这里。他的情形跟这盏灯差不了多少：国内的妻子带着孩子早就消失了，不管写了多少信也不回，所以，他也就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