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会（第2/3页）

我原先以为所谓的“笔会”，就是将作家们召集到一起开会，可是我们在青岛的十多天里，会是一天没开过。也没人管你干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不开会，正是笔会的原则之一。看来这个世界上的新奇事还真不少呢。我和老陈结伴，在海边的沙滩上捡了几天贝壳之后，终于有点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了。好在不久之后，我又结识了一个新玩伴——来自福建的北村（我们当时还叫他康洪）。我们之所以走得很近，主要是因为年龄相仿，同时又都来自大学的缘故。开头几次见面，话题总是离不开残雪女士发表在《中国》上的《苍老的浮云》。北村是一个十分健谈且雄辩的人，他对各种名色的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十分熟悉，而且常常夹带着一些自己的私货，不时发明出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搞懂的概念来。我记得他所发明的最费解的理论之一就是“暗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谋杀”和“伏击”，以及诸如此类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北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腼腆、纯情的青年，似乎正在热恋中。如果你看见他愁容满面，那一定是因为找不到地方给远在福州的女友打电话；如果看见他情绪过于亢奋，多半是因为刚刚给女友打完电话。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克洛德·西蒙的《佛兰德公路》，是编辑部的校样，还未公开出版，书名被错误地翻译为《弗兰达尔的道路》。这部书的清样引发了我们持久而热烈的讨论，但讨论的重点仅限于这本书的题词：

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丁玲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让我们一睹大师风采的希望落了空。而王中忱据说要在北京的编辑部看家，也让人不太好理解。因此，我们基本上是跟在吴滨的身后转。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家，依照年龄、职业以及熟悉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由吴滨招呼着，在这些圈子之间不停地穿梭往来，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功课。陈明和牛汉先生平常很少露面，我们只能偶尔在餐厅里朝他们远远地瞄上一两眼。北岛、多多和徐星他们扎成一堆，似乎也不太容易接近。他们在晚上偶尔也会举办一些交谊舞会什么的，据北村说，舞伴还是从青岛歌舞团请来的专业演员。我倒是很想去长长见识，但我们屋的老陈认为去跳舞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关在屋里下盘象棋来得好玩。多多据说早年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有时候，在众人的央求下，他也会在餐厅里唱上一段歌剧或艺术歌曲，我们在尚不知歌剧为何物的前提下，一致公认他比专业演员唱得还要好。而北岛和我也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们正在前往崂山的途中。在车上，我们恰好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似乎不太礼貌，也有悖人之常情。于是他忽然问我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上海。他接着道：以后来北京，找我玩来。我说，那敢情好。谈话就此结束。还有几位作家，似乎是从部队里来的。他们总爱神秘兮兮地聚在一起畅谈政治内幕。有一天，我和老陈去他们屋里串门，恰巧碰见他们在讨论林彪和陈伯达的逸闻趣事。那些当初听上去匪夷所思的无稽之谈，在今天居然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可见他们也不是一般人。

在二十刚出头的这批作者中，除了北村、姚霏和我之外，还有两位女作家。其中之一是来自加中国最北段加格达奇的迟子建，另一位则是沈阳军区创作组的庞天舒。可是尽管年龄相当，迟子建和庞天舒也不怎么乐意搭理我们。即便是在路上遇见了，她们也懒得用正眼瞧你。不管怎么说，这种男女作者不相往来的局面多少有点不太正常。而据姚霏说，打破这种壁垒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们主动去登门拜访。登门拜访的方法虽好，可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些问题。一天中午，当我们敲响了女作家的房门之后，里面传出的声音竟然是“我们正在睡觉”。不过，房门总算是打开了。庞天舒将我们让进客厅，忙着为我们倒水沏茶。于是我们立即热烈地讨论起文学来。从中午谈到下午四五点钟，直到睡眼惺忪的迟子建从卧室里走出来。她露面之后的一番话，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可分明又像是在对我们冷嘲热讽：“我看你们聊了半天，也没聊出什么名堂来嘛！什么托尔斯泰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不都是些文学常识嘛。文学常识又有什么好聊的呢？害得我一个下午没睡好觉！”

我们愣了半晌，除了落荒而逃之外，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多年后，我与迟子建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她仍向我抱怨说：那天下午，你们的烟抽得也太凶了。可见她当时对我们的印象有多么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