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子的影子——谁是克拉姆？（第2/3页）

那么，作为时常要与克拉姆同床共枕的弗丽达或老板娘来说，他们对于克拉姆是否有准确的把握呢？这一点同样是值得怀疑的。通常她们被克拉姆召见的时间是在晚上，灯光又晦暗昏沉，况且既然被召意味着一种虚幻的荣耀，肌肤相亲也不会有太多的真实性。

克拉姆这个符号中最有人性的地方，就是残存不灭的欲念的残渣。当他（他们）在办完公事之后，不知如何打发时光的时候，欲念便蠢蠢欲动，驱使着肉体的主人心烦意乱地去炮制一封封下流的书信。欲念本身既是一种权威的变体，同时也是一个发泄口。“克拉姆是以粗野出名的，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像哑巴似的坐着一声不响，然后猛地冒出那么粗野的话来吓得你禁不住发抖。”从欲望不受主人控制这种状况，我们才能看到克拉姆身上作为人的某种气息，但克拉姆或者索尔蒂尼平息自己欲念的方式却更深地反映出城堡机制的一般社会特点。

我们固然无法知道克拉姆用怎样的姿态与那些女性相处，但他猎获女人的途径往往是通过“情书”。“情书”在《城堡》中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概念。作为一种古老的，代代沿袭的求爱方式，“情书”的原初特性和功能被彻底置换，在奥尔珈的眼中，它只能说是一纸行政命令，或公文，问题在于克拉姆或索尔蒂尼仍然沿用了情书的形式。他们在写“情书”时无法控制住自己，使它实质上成了下流诲淫的侮辱性文本。这一方面暗示了欲念的强大和迫不及待，同时又是变态性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克拉姆意识到收信人在阅读这些信件时一边羞愧难当，一边索索发抖时，才会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这里，卡夫卡准确地揭示了性欲社会化的种种特点。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原始情书所包含的尊重、平等或者夸大对象的有利地位，显示出写信人的软弱等等特点对城堡的体制都构成了重大威胁，城堡官员之所以沿用情书的形式，实际上是在玩弄文化欺骗，城堡当局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剥夺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一个女人在收到情书后可以有拒绝或同意的选择自由），甚至他们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宣扬这种自由，但它正是通过形式、幌子，通过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满足居民的自由的同时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性。尽管克拉姆的情书只不过是一封普通的求爱信，但“却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当中有老板娘，有弗丽达，佩披，还有一些我们尚不知道名字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敢于拒绝城堡官员的情书，这就是奥尔珈的妹妹阿玛丽亚，而城堡则立即用它严酷的、令人发指的方式对她进行了惩罚。

正是通过比较克拉姆和另一位官员索尔蒂尼的情书，奥尔珈成了一个城堡巨大秘密的发现者，“你看不出这两个人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他们两人的情书同样粗暴，同样下流，甚至连字迹也有几分相像，奥尔珈与众不同的视点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息，索尔蒂尼就是克拉姆。

这一充满智慧的猜测简直可以无限推衍下去。奥尔珈进而怀疑，克拉姆这个人是否存在？

像克拉姆这样的人是大家都想见的，可他又难得露面，这就很容易在大家的想象中产生不同的形状。比如，克拉姆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名字叫摩麦斯的秘书，你认识他吗？是吗？他也是躲在幕后不见人的，可我看见过他好几次了。一个长得挺结实的年轻小伙子，你说他不是这样吗？所以，显然他一点儿也不像克拉姆。可是你在村子里会发现有人发誓赌咒地说摩麦斯就是克拉姆。他就是克拉姆，此外不再有别的克拉姆了。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弄得迷迷糊糊的。

如果说摩麦斯就是克拉姆，那么可疑的克拉姆的名单几乎可以扩大到格拉特、索尔蒂尼、希伐若、村长、小学教师、K的两名助手，以及一切与城堡有关的官方人物。甚至，连那位给克拉姆赶车的马车夫也未必不是经过伪装的克拉姆本人。因此，我们在说克拉姆这个人物并不存在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说，克拉姆在城堡里无处不在。

城堡阴影下生活的居民早已失去了反省自己存在的能力，更谈不上对城堡体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对于克拉姆的存在只有一丝好奇心而已，他们用不着去关心谁是真正的克拉姆。他们不仅是城堡的牺牲品，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城堡体制的组成部分（一旦奥尔珈家庭与城堡处在了对立面，他们便会立即出来助纣为虐）。

这一点，奥尔珈看得十分清楚。阿玛丽亚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反抗者，她甚至还爱上了侮辱她的官员索尔蒂尼，假如索尔蒂尼的情书写得稍为文雅一些，假如她不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的冲动，她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弗丽达或老板娘。也就是说，奥尔珈一家是被迫成为城堡的反抗者或对立面的——命运将他们强拉进了反省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