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人（第2/3页）

在这个寓言中，看门人尽管是法的最低级的官员，但他还是“法”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个故事不免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乡下人的地位与看门人相比，要卑微得多。他要进入法的第一道门槛，就首先必须征得看门人的同意，所以，守门人对乡下人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教堂神父的眼中，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在神父所提出的某种解释中，守门人的地位连乡下人还不如，而事实上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神父的理由是：乡下人毕竟是自由的，只要他不进法的门，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而且，乡下人坐在法的大门外的小矮凳上，在那里坐了大半辈子，他完全是自愿的。至少在这个寓言中，看不出有任何被强迫的成分。而守门人却由于职责所限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离开大门半步。既然那扇“法”的大门是为乡下人而设的，守门人显然就具有了某种附庸或道具性质。他既不能离开，也不能进去（从他和乡下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于门里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而且，在乡下人还没有抵达这个门前的漫长的岁月中，他就必须一直守候在那里，不得离开半步（要是乡下人不来怎么办？乡下人可以随时前来，亦可以永远不来），乡下人的到来突然使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也就是说乡下人终于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尽职的机会，并且赋予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下人的到来实际上也给看门人带来了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乡下人的殷勤、超越法规定的权限向乡下人表露出的自然关心和亲热。看门人职责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乡下人何时到达，其二是乡下人何时死去。接下来的一个推论自然是：假如乡下人永远不来，看门人将虚度一生的年华。随着乡下人的死去，看门人的职责也就此终止。他有怎样一个结局我们不去说它，但作为一个看门人，其职业、生活的意义亦随之消失。因此神父总结说，看门人从属于乡下人，他的处境显然更为糟糕。更为甚者，看门人对这一逻辑本身，对于自己从属于乡下人这一事实毫无所知，反而以自己的一点实际并不存在的优越感而沾沾自喜，是十分可悲的。

当然，这一推论只不过是神父无数推论中的一个，他很快就用另外一种观点对这一推论进行驳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卡夫卡的某些意图。

看门人与乡下人的关系可以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城堡》中K与信使巴纳巴斯之间的纠葛：K要获得土地测量这一工作的正式许可（进入法的大门），就必须争取到信使巴纳巴斯的帮助。因为巴纳巴斯的职责就是在K与城堡官员克拉姆（看门人所指称更高一级的官员）之间传递信件。在K的眼中，巴纳巴斯是属于城堡的，就像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一样。因此，K到了后来就把进入城堡、与官员克拉姆见面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巴纳巴斯身上。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正是因为K的到来，他才得以获得在K与克拉姆之间传递信件这样一个差事。

他的心里也许一直都在企盼着K的到来，以便获得这个职位。随着K的离去或死去，巴纳巴斯作为一个信使的职责也就到此为止。巴纳巴斯承担了为整个家庭洗刷罪名的艰巨任务，他比K更迫切地要求接近城堡当局，正是因为K的到来才给了他全部的希望。因此，K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欺骗的悖论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深陷在一个毫无希望可言的巨大的骗局之中。与乡下人看门人这个寓言一样，K最后通过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珈之口获悉了全部的真相，而巴纳巴斯却像看门人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骗局一无所知。

卡夫卡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状况：每一个人物都不比另一个人物更优越，实际上他们都是废墟的影子。每一个人物的暂时性的地位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在《诉讼》中，负责逮捕K的那两个法的官员，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俨然是法的代表，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但是到了小说的第五章，这两名办事员却遭到了更高一级官员（鞭笞手）的鞭打，还需要他们逮捕的对象K来帮他们求情。他们的地位比K还不如，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掉“罪犯”的早餐（抓捕一般都于凌晨进行）。再比如，《城堡》中奥尔珈的父亲原先也是城堡当局的一位卑微的官员，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属于法，属于城堡的，所以城堡当局举办的一个节日就成了他自己的节日，他有理由显示出某种优越感，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穿上漂亮的裙子来欢度“他们自己”的节日。但正是这个节日中一点小小的变故，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罪犯”。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象征物，毫无疑问，这个象征就是《地洞》中的那个可怜的小动物：它们局限在自己的天地中，捱过的是一段被称为“生活”的囚禁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