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第4/4页）

同《意志的胜利》相比，《奥林匹亚》的声名更噪，先后获得1938年度德国电影奖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欧洲各国巡回放映，受到空前的欢迎，连希特勒出现的镜头也赢来了一阵阵掌声。斯大林也给里芬施塔尔写了亲笔信，对电影表示赞赏。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大众的这种毫无政治意识的观赏态度，不禁让人想起二战前期整个西方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与狼共舞，结果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的打击。

世纪选择:光荣与良心

霍布斯鲍姆称二十世纪为“极端的年代”，而阿伦特详加论说的极权主义就产生在这个年代。对于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极端势力，是反抗呢?还是顺从、响应和拥护呢?与里芬施塔尔同时代的著名导演朗格，全然不理睬戈培尔请他出任“帝国电影总监”的提议，宁愿流亡国外，也有不少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内心的流亡”。里芬施塔尔走的恰恰是相反的道路，追随权力的道路，“光荣”的道路。

在给纳粹拍完几部纪录片之后，四十年代初，里芬施塔尔还拍了一部故事片《低地》，据说，她在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卜赛人，并因此构成罪证。当然，她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在美学观念方面，无论是《低地》，还是摄影集《努巴》，她都无法掩饰，实际上，也无须掩饰与《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影片的一致性。所以，桑塔格把她称为“第三帝国的宣传家”，把她的作品称为“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这位同为女性的美国评论家毫不客气地指出:里芬施塔尔整个四部受委托而制作的纳粹电影一一无论是关于党代会、国防军，还是关于运动员一一都是对身体和团体的再生礼赞，这一再生的获得，均有赖于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领袖的崇拜。纳粹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领袖是代表性的。对于法西斯主义美学，桑塔格的定义非常清楚:它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并为之辩护。两种看似对立的状态，即狂妄和屈从都是它所宣传的。在它那里，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常常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大量聚集；人变成物，可以随意倍增或复制；人群/物群集中在强权与傀儡之间的狂欢交易，等等。总之，法西斯艺术无一例外地歌颂服从，赞扬盲目，毁灭自由、个性、创造，和美化死亡。

然而，里芬施塔尔直到1987年出版回忆录及1993年由德国和比利时合拍的传记影片中，都没有对她追随法西斯主义的艺术进行过反省，相反，极力加以拒绝，设法回避和掩饰。她振振有词地说：“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如果我必须后悔的话，我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片，但我不能后悔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她以没有入党以及未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作为自我开脱的根据，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体制外的人，而避开她的艺术的成因，思想倾向和内含的毒素，无视这些因素对众多观众的蛊惑和损害。她要彻底撇清同政治的关系，姑不论同国家元首及宣传部的往来交易，在极权统治下，根本就没有所谓体制内外的绝对的区别，因为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避免政治的干预。更不用说，她的电影本来就是与官方共谋的产物。里芬施塔尔大言不惭地说她是“独行者”、“彻底自由”的人，“关注美好的事物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等等，无非证明她至死仍然陷于英雄主义的“超人”的幻梦里，她没有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勇气。

一个艺术家以出卖良知换取的光荣，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耻辱。美国人称里芬施塔尔为“堕落的电影女神”，桑塔格则称她为“唯一的一位完全吻合于纳粹时代、其作品不仅仅与第三帝国时期，而且在其垮台三十年后依然一直系统地阐明法西斯主义美学的诸多主题的重要艺术家”。她的电影，前后的价值确实已经变得大不相同。而今，光环已经褪尽，它们只是作为一种舆论学标本而存在，徒然保存着一个疯狂变性的时代的面影而已。

2007年9月30日